笔者一直认为，如今的中国仍然经济匮乏，人文落后，国人没有必要因暂时的成就而飘飘然，其实中国现在什么都还欠缺。然而，中国唯一不缺的是党政官员，如恒河沙数。在中国，官这玩意儿，一旦当上了，就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名利地位美女俊男应有尽有。广东日前为一处长位置，竟然有45个教授来争夺，可见官员的后备军力是如何雄厚。

笔者也向来认为，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什么都不缺，唯一缺少的是好官；历朝历代都将清官比喻成“青天”，但浩如烟海的历史中为人称颂的“青天”却凤毛麟角。现在的中国，好官就如甘霖，为老百姓望眼欲穿。

笔者为自己和全体中国老百姓庆幸的是，如今的国家领导集体是一个勤政廉正，以人为本的优秀领导集体，能承载老百姓的厚望。每当老百姓心所盼眼所望时，就能看到国家出台有利于老百姓的政策和策略来。最近连续出台的政策和措施，就是有力的证明。

但是，好的政策和措施，一出中南海是不是就走样，甚至仅仅停留在官样文章上，而实际上能不能出中南海，在过去长期实践中就有过非常明显的质疑。这个问题，不仅是广大老百姓所非常关心的，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权威，更直接影响到全国老百姓的福祉，值得胡温习李等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和切实解决。

9月19日，在中共中央召开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第二天笔者就在《凤凰博报》上发表《胡总怒责官员麻木不仁，内外舆论呼吁政体改革》的文章，上午10点前放在网上；这恐怕是对胡总讲话的最快速回应的民间舆论之一了。但是，下午4点，该文章却被屏蔽。不过笔者从网上得知，在短短几个小时里，已经有十几万人次的点击阅览；屏蔽就屏蔽吧，笔者对自己的文字，从来就没有“自珍”的毛病，也充分尊重管理者的权力。

但反思的习惯倒是有的。一，文章中引用了大量此前的内外媒体舆论，呼吁政体改革；但这不应该成为屏蔽的理由，因为温家宝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评，都明确说明要“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其中就包括了政治和经济等体制机制在内。二，文章中引用了境外媒体对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的批评，如香港明报批评“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近年忙于灭火，鲜有建树”。——这，恐怕是被屏蔽的主要原因，因为老百姓公开批评部级高官，在大陆的舆论管理者心目中，可能还是一个非常的禁地。而笔者在相当程度上，也自觉地遵守了禁地的勿入，因为海外媒体就强烈要求李长江辞职，为三鹿事件负责；为不给身在大陆的凤凰网站添麻烦，笔者对此就没有引用。

好得很，时间仅仅过了两天，官方就传来中央免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和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职务的消息。

日前，《凤凰博报》编辑陈泰然先生在其《陈小编日记0921：其实我并非“标题党”》博文中谈到了他为博主的文章修改标题而“闯祸”的情况，说他成功地与很多博主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比如郎遥远、颜昌海、宋强、钱宏等先生对于标题修改后的效果都很满意；尤其是钱先生，专门研究政治理论的，很严肃的一个人，但是却十分接受网络传播规律；但最近他帮钱先生的一篇力作改标题，有点“玩”过了，该文章“被勒令撤销”。钱先生文章原标题为《上层建筑：中国的制度经验和问题》，被陈泰然先生改成《结束帮派政治：中国制度经验和问题的解决之策》，而笔者认为，标题的修改并未违背钱先生的文章主旨，反而突出了该文深度。被撤销的原因，笔者想，大概是主管方面还尚不适应正视现实的眼光吧？

因此，笔者在该文后留言：“标题的修改体现了水平。相信钱宏先生不会因为被勒令撤销而过于心痛的，他是经历过很多世事的人了。我就有被撤销的，至今已经四篇。因此，我心里为自己可能给编辑带来的麻烦而内疚。说了自己的话，而且还愿意继续说下去，只要有哪怕一个人听到，就非常满意。但话语的环境怎样，地球人都知道，而因此给编辑和网站带来麻烦，心里总很歉疚；但歉疚归歉疚，话还得继续说。人的嘴巴，一是吃饭，二是说话。再次对编辑的辛劳表示感谢！当然，如果添了麻烦，也请泰然处之。”

如果笔者的猜测是对的，如果《凤凰博报》上拙文《胡总怒责官员麻木不仁，内外舆论呼吁政体改革》是因为老百姓公开批评在职部级高官而被屏蔽，那么，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和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因为三鹿奶粉事故被中央免职，就恰好说明中央领导集体的尊重民意，体现民意。记得前不久，《凤凰博报》上就有评论家发出微词：为什么每当重大事故发生后，总是地方行政领导成为替罪羊？地方的党委书记，才真正是责权一把手，为什么不处理？！可能中央也听到了民间的这一呼声，所以此次事故，既处理了地方行政领导——石家庄市市长，又处理了地方党委一把手——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还处理了行业最高主管部门领导——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这样的结果，可谓顺民意、解民气、得民心。

网络民意显示，中央的这个处理方式，不仅让民众从大不幸中看到了大幸——问责制的常态化，还凸现出一个真正优秀的民族是善于从苦难和危机中汲取教训而昂然前行的民族，一个优秀的执政党是善于把危机转为契机的执政党。

当前，地方上之所以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不仅存在一些地方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还因为不少地方官员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麻木不仁。经常问责这样的官员，才能迫使他们为民用权、为民履责、以人为本，避免悲剧重演。

网络民意还显示，问责制的常态化，就是多管齐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重塑官员应有的道德感、责任心，也是重塑作为个体的13亿多民众对社会应有的道德感、责任心，让“言必称制度”成为全社会共识和下意识的自觉行动，促动社会风气的普遍好转。

上述网络民意，从大方向上从宏观上把握，无疑是正确的。但笔目光比较短浅，认识上也比较狭隘；笔者仅能够从中央最近连续出台的政策和措施上，解读到如今的国家领导集体是一个勤政廉正，以人为本的优秀领导集体，能承载老百姓的厚望；而中央出台有利于老百姓的政策和策略后，就必须用“问责制的常态化”来确保政令能够出中南海，而且在贯彻落实中不走样。“问责制的常态化”，是一柄中央领导集体的公义决战某些地方和部门官员私欲的利剑，可以有力地阉割某些地方和部门官员私欲的繁殖功能。

当然，这柄利剑仅仅掌握在中央的手中，效果也将是有限的。这柄利剑还必须由中央和民间共同执掌，才能达到利剑指处见血封喉的威力。

而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才可能让这柄利剑为中央和民间共同执掌。笔者在7月15日发表的博文《三大社会事件呼唤中国四大俯卧撑》中，表述过：今年，政府有关部门有限度地开放新闻自由，已经尝到了甜头。在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的初期，中国政府首次快速全面地报导，并开放国内各地各种媒体的报道；首次允许国外媒体介入大事件到当地报道；首次通过电视台向全国直播每天的新闻发布会；首次接受国外援助人员到当地援助；首次举行全国性地为普通民众搞的哀悼活动。上述多个首次，都是以有限度地开放新闻自由为前提的。结果是得到普遍的、非常积极的反响，全世界都给中国政府以好评。而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当局吸取了大地震的好经验，一没有掩盖，二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三是没有拒绝国外媒体介入。虽然最初面对网络论坛的强势关注而显得有些惊慌失措，但很快镇定下来，用事实和真相回应，效果非常好。

事实证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并不是洪水猛兽，而且是疏导堰塞湖的正确手段。同时，也是中央了解民意的重要来源，也是制定决策的重要基础之一。

但从目前中国的舆论掌控来看，笔者认为，某些掌控者的行为和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和胡温习李等中央领导人的希望和要求，距离尚远。他们总是摆脱不了担心害怕的心理，总怕过度民众的声音导致负面社会效果。——说到底，是怕民众的声音不利于自己的乌纱帽；这里面，难保不有某些主管官员的私欲作祟。

西方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全面放开，却没有因此而导致负面社会效果，更没有因此引发社会动荡，反而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而中国的民众自由声音和新闻的普遍监督，也将使中国社会的透明度扩大，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使贪渎腐败无所遁形，从而进一步促进民主政治的建设，推动公民社会的成型，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

当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并非没有限度，涉及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言论，则必须管制。

遗憾的是，现在很多言论，并没有触及违法，就被掐在民众的喉管下。而每一次被掐，时隔不久，中央领导人就发出和民众同样的声音。

看来，这也是中央领导集体的公义与某些地方和部门官员私欲的一场决战。理所当然的，广大老百姓也将一致地站在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边，以作为他们坚强的后盾和牢固的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