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科技大学50年校庆举办的“高校特色发展高峰论坛上”，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表示，北京当地院校的生均拨款比中央部属院校还多，而四川、江西培养一个公办大学生，仅能得到2000多元政府拨款，“还不足上海培养一个公办小学学生（经费）的四分之一”。张力感慨：“世界上很少能够找到我们国家这样——生均预算内拨款最高省是最低省的8倍！这样的情况下，怎么保证质量？”（《中国青年报》9月24日）

      四川、江西培养一个大学生的经费不足上海培养一个小学生的四分之一，并且，高校生均预算内拨款最高省是最低省的8倍，这让专家感慨，但是，这只能让不少贫困地区的学子和家长仰天长叹！他们能怨天尤人吗？他们能追问原因吗？与“世界上很少能够找到我们国家这样”相对应的数据是我国的教育投入低于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4.1%的平均水平。

     高校生均预算内拨款最高省是最低省的8倍，意味着什么？这让笔者想起了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篇文章“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在笔者看来，该文从身份、教育机会、阶层分化等方面对“高校生均预算内拨款最高省是最低省的8倍”进行了形象的注解，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阶层分化问题。毫无疑问，所谓的“我”、“你”分别是相关社会群体、地区的代名词，结合本则新闻，我们似乎可以打破沙锅问到底：“我们”为什么奋斗了18年才能和“你们”一起喝咖啡？

     “世界上很少能够找到我们国家这样”的话语表明我国居民受教育地位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是基础教育阶段机会不平等累积的结果，是权利的不平等。众所周知，在高等教育招生名额的分配制度上，我国一直是采取以地区为单位进行分配的，并且这种分配方式在不断地被制度性地强化着。教育主管部门一贯采取的是向北京和上海倾斜，在省内向地区中心城市倾斜。以清华为例，在过去20年间，北京市的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4省的总和，2001年更是占到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的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结果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线的悬殊。由此，“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就成为一种辛酸的幸运。

　
    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不平等制度的不断被强化，在高等教育阶段，城乡之间和社会各职业阶层之间就呈现出一种金字塔状的不平等格局：院校层次越高，不平等也越严重。以集中了全国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99年的招生为例，两校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有902人，仅为17.8%，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近70%形成鲜明对比。两校在北京招生的情况则显示，在全中国8～9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高校生均预算内拨款最高省是最低省的8倍，既是前期社会不公平的结果，又是未来社会不公平程度加深的成因。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平衡器、稳定器，它能促使处于弱势状态的人群向上层流动，增进社会平等，促进社会稳定，但是，面对高校生均预算内拨款最高省是最低省的8倍，我们看到了什么？

      教育资源分享中的不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强制性制度安排的结果，但其制度成本的承担者大多是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弱势群体。也正因为此，才造就了“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这是一种刺目的对比，制造了阶层分化的不平衡，更是对教育公平的讽刺。只有政府责任的切实履行，才能让这种对比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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