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系列之三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施行强权暴政是中国王权、皇权专制主义政治的主要特色。一旦拥有了统治国家的权力，统治者首先要做的事往往就是控制舆论。

强权面前，人们噤若寒蝉，不敢自由地发表政见，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主流政坛之外的流言四起。暴政越烈，来自地下的“小道消息”就越是会以极快的速度传播，最终像野火一样燃遍四方。

由于不平等制度导致不同的人之间有了高低之分，语言的价值自然有了大小之分。不同等级之间的言论因而失去了可以“沟通”的渠道。

由于没有舆论监督，官员得不到应有的监督。

由于没有舆论监督，人民不可能拥有真正自由的思想。

在专制制度主导下的所谓主流，不过是一个狭小的通道而已。一个国家几千万人，几万万人，其实只是按照几个精英甚至极个别人的声音说话而已。

言为心声。由于失去了思想的能力，中国人于是就成了一具具行尸走肉。

言不由衷。没有了表达的自由，虚假的一切得以通行。失去话语权的中国人不得不在没有灵魂的苦海中遨游。

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明君贤者，郑国的子产应该算作其中最杰出的一位。《左传》中记载了一则《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并不一定如后世那样成为大一统式的一言堂。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惟二三臣？”

这段话说的是，有个叫然明的官员知道了郑国人常到公共聚集场所议论执政者施政措施的好坏，于是对子产说:“把乡校毁了，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毁掉？人们早晚干完活儿回来到这里聚一下，议论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坏。他们喜欢的，我们就推行；他们讨厌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呢？我听说尽力做好事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依权仗势来防止怨恨。难道很快制止这些议论不容易吗？然而那样做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河水大决口造成的损害，伤害的人必然很多，我是挽救不了的；不如开个小口导流，不如我们听取这些议论后把它当作治病的良药。”然明说:“我从现在起才知道您确实可以成大事。小人确实没有才能。如果真的这样做，恐怕郑国真的就有了依靠，岂止是有利于我们这些臣子！”

“作封洫”，就是改革田制。通过整治全国田地的疆界、沟渠，承认私田合法性，将农户按什伍加以编制，按田亩数量课税等措施，以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作丘赋”，就是改革军赋。即按丘（旧时一种社会基层组织。古有“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之说）向新的土地所有者征收军赋（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以增强国防实力。这可以说是“作封洫”的配套政策。因为改革后旧的井田制瓦解了，军赋形式自然也要改变。在当时，子产推行这样一些改革措施，是冒很大政治风险的。不仅上层贵族强烈抵制，一些下层庶民中的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例如“作封洫”之初，就曾有“取我衣冠而禇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左传•襄公三十年》）的民谣流传。“作丘赋”同样受到一些人攻击，恶意毁谤子产说：“其父死于路，已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左传•昭公四年》）。

子产执政期间，郑国逐渐由弱变强，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正是由于子产能够忍受百姓的责骂，汲取以往从政者的经验教训，终于取得了丰硕的回报。

传说孔丘听到了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不由称赞道：“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史记• 循吏列传》中高度评价子产的政绩：“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自不提挈，僮子不梨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

历史如子产一样开明的政治精英实在太少。在春秋战国相对较为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下，难免也会出现几个尊重“舆论监督”的政治人物，比如后世的齐威王可算其中一个。

左传记载邹忌用自己与徐公比美的故事，向齐王进行讽谏，劝他广开言路：“如今齐国土地方圆有千里之广，有一百二十多座城邑，宫中的后妃和身边的侍臣没有一个不偏爱您的；朝廷上下的大臣没有一个不害怕您的。由此看来，您所受的蒙蔽也实在太厉害了”。齐威王听了以后有所醒悟，于是颁布了一条激励广开言路的命令。齐国后来果然富国强兵。邹忌虽是委婉劝说，但是齐王能够采纳，就足以说明当时具有一种能够容忍贤者进谏、纳谏的民主氛围。

中国自秦汉以来，实施“明儒暗法”制度，在文化上是儒家的天下，在政治上是法家的传统。

法家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利出一孔”。“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这句话出自《管子》，说的是国家（国君）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垄断社会财富分配，那么人民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事事依附于君主（国家）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其治下的民众了。

舆论在某种意义上比“饮食男女”更重要，于是乎成了首要的“一孔”了！

秦大一统之后的中国，再也难以见到真正适合舆论监督的政治环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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