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月28日到7月23日，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对于贵阳来说，是一段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期，修文、小河、息烽、花溪等四个区县的党委一把手将通过公推竞岗的方式产生，最终，马宁宇等四位获胜者赢得了这场特殊的考试，成为拟任职人选，不出意外，他们将很快走马上任。这一场选拔党内干部的活动获得了外界的万千关注，主要是在于引入了竞争政治的现代政治理念，而且对象是县（区）委书记这样一个区域性关键角色。县级党务一把手通过公开竞选的方式产生，这对于把党内民主选举改革从乡镇一级向县一级推进，具有指标性意义，这种在实践领域的突破当然是值得击节赞赏的。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民主建设的理论上，这并非突破。早在1871年，巴黎公社在发表的《选举公告》中就明确提出过“实行选举或竞选”；1936年，斯大林在反驳美国报业巨头罗易·霍华德对苏联民主的指责时说：“你认为不会有竞选，可是竞选一定会有，而且我预料会很热烈”，“千万选民将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候选人，抛开不适当的候选人，把他们从候选人名单中取消，提出最优秀的人来充当候选人”；而从中国来讲，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一再表示“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他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在那时就已经在边区施行了各级政府人民选举制度，亦即选举当时的区域领导一把手。所以从党建理论的发展上可以看出，从一开始，在党的民主理论中，选举就是必要内容。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理论，而在于实践。斯大林最终只是用理论而不是用实践在反驳霍华德，穷极他的一生，他在苏联并没有实行民主选举，而是大搞任命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最后还避开苏共的中央集体领导，指定接班人人选。而毛泽东同志在边区进行的“三三制”等民主选举实践，极大地团结了各方面力量，不仅在抗战时期卓有成效地巩固了中共在边区的领导力量，而且对内战各民主党派放弃第三条道路转向中共方面具有不可抹杀的心理作用。可惜的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对这种实践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理论上也逐渐放弃了，以个人崇拜、个人权力的膨胀代替民主改革，和苏联一样进行了指定接班人的工作，干部任命完成了从选举到任命的转圜，民主选举制度逐渐形同虚设。由此，党内民主政治不是朝着现代化进步，而是大踏步后退，及至于爆发文革，酿成历史性恶果。毛泽东同志放弃早年的民主选举实践，可以说是执政党在民主建设领域的一次大倒退。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在“党管干部”外衣掩盖下的“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用人制度的严重缺陷，在他的强烈呼吁下，党内民主改革重新起步，在一些地方进行了领导干部的公开选拔，推动了从党内到国家民主体系的一系列改革。但由于传统党建理论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主要还是集中于经济体制领域，就是这样，还引起过颇多争议，出现了外界所描述的“一年自由化，一年反自由化”、“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的反复情景。虽然1986年，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在市场经济基本制度都尚未建立的改革初建年代，邓公的政治改革理想不得不暂时搁浅。
30年来，中国经历了很多或大或小的改革，改革的指向应该说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模糊状态逐渐清晰起来。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作为现代社会制度的两个关键支点，在中国也基本明确。经济市场化自不待言，自1994年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基本制度以来，市场化已经开弓没有回头箭，但政治民主化如何进行，有没有一张路线图？我想抛开别的不论，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基本路线是明确的，早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就已经郑重提出了这一路线，后来江泽民同志在建党80周年讲话、胡锦涛同志在政治局集体学习和十七大报告中都多次强调这一路线。
那么，党内民主怎么样来带动人民民主？既然是带动，就意味着党内民主应该走在人民民主前面，否则难言带动。纵观这些年的人民民主发展，在村一级有村委会直选，在乡镇一级一些地方也进行了乡镇长直选试验，在县乡两级早就进行了人大代表直选，而人大代表又直接决定行政领导的任命。可反观党内民主的发展，以往在干部使用上，多是党委常委会和上级党委说了算，实际上是书记说了算，后来才进行了乡镇党委书记公推公选试验和党委会常任制试验。贵阳选举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目前中国还没有哪一个县级区域的行政一把手进行了公推公选或者直选，在这种背景下，贵阳率先进行以县区党委书记的竞选，就利用党章规定和宪法、选举法规定的不同发挥灵活性，使得党内民主走在了人民民主前列。可以预见，既然县委书记都已经通过竞选产生了，那县长当然也可以通过竞选产生，而且由于是行政职务，还可以通过选民投票式的方式进行直选试验。
从这一点来说，贵阳进行以县区党委书记选举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民主改革，是中国政治民主化或曰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页。基于中国当下的基本政治制度，只有党内民主走在前列，人民民主的果实才能得以确切的保障，政治文明才能从理论化为现实。对待一些人类政治文明成果，我们没有必要刻意扣上姓社或姓资的帽子，历史已经告诫我们，一些我们曾经扣上的帽子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早已经言说了的，是属于全人类的共有基本价值，比如民主、自由、平等以及前面所叙述的竞争政治等等。从巴黎公社起义、马克思逝世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我们的党内民主改革不能也不应该落后于马克思关于民主的经典论述，改革应当快马加鞭，方能追赶上历史的步伐。新近发生的瓮安事件、孟连事件都告诉我们，一些地方的基层政治生态必须到了改革的地步了，如果再不改革，再不走得稍快一点，公共治理就可能面临着因小失大的危机。因此，贵阳民主改革恰逢其时，应当及时总结经验，在党内推广，不断创新，在人民民主领域则及时借鉴跟进，共促政治现代化进程。
本文原载<同舟共进>杂志9月刊,略有改动.此处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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