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近日在英国《卫报》一篇文章中，炮轰美国“伪善”，说要告诉世人的股市真相：当前的全球股灾和金融风暴，是华尔街的不诚实把我们拖入了险境，而华盛顿看来并无良策引我们逃出生天。

在这篇题为《伪善之果》的文章中，斯蒂格利茨写道，“徒有其表”，“一触即溃”，或者“恶有恶报”，都可以用来描述当前的金融和股市状况。而当前的这场堪比1929年华尔街大崩盘的新金融危机，是一种金融机构不诚实加上决策者无能的模式结出的恶果。

当今的世道已经习惯了人与人之间的虚伪。银行方面，他们拒绝关于任何他们应该接受管制的建议，断然否定任何朝向反垄断的政策，可是，当出现问题时，他们又突然要求政府出面干预：政府必须挽救他们；他们太庞大、太重要了，不能让他们破产。但是，我们最终总会知道政府的这张安全网到底有多大。当华尔街闻名的投行巨头雷曼兄弟崩溃时，我们可以从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和财政部挽救罗曼的意愿的有限性，看出它的端倪。

关键的问题总是在于金融的系统性风险：一个金融机构的崩溃到底会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多大的危险？华尔街一向都不加思索就开始夸大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例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但是，却不愿意反思自己的错误。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于1942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1960年考入美国东部著名大学---阿赫斯特学院；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师从保罗·萨缪尔森。此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988年起他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自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并且从1995年6月起任该团主席。在此期间，他是克林顿总统顾问班子的关键成员。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2001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蒂格利茨博士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他是世界上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所著的教材是世界上最通行的教材之一，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在美国，对政治家们来说，经济理论纯属空想。因此，当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担任要职时，总是受到怀疑、排斥、甚至直接拒绝。约翰逊政府的首席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曾经坚持认为，如果政府削减税收，又同时在越战和社会福利上花费过多的话，通货膨胀将加速；约翰逊没有理睬他。同样地，里根也没有接受马丁•费尔德斯坦关于大幅度削减税收和增加预算赤字的理论。虽然斯蒂格利茨也许是同代人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在白宫总统经济顾问团的四年中，他也没有受到重用。

斯蒂格利茨认为，因为市场参与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对人们的利益造成损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机构必须巧妙地对市场进行干预，以使市场正常运作。斯蒂格利茨利用经济学界最为推崇的工具——模拟经济行为的数学和计算机模型——来修正传统的理论。这为他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尤其是年轻的经济学家。

“在我的模型中，我总是能找到一种特定的干预方式，使人人都受益。”斯蒂格利茨说。

对于当前的全球股灾和金融风暴，斯蒂格利茨指出，当前的金融危机根源在于，人的信心发生了灾难性的崩塌。银行方面相互间在贷款和资产上投下了巨大的赌注。而所设计的各种复杂的交易，只是为了转移风险，以及掩盖资产价值的下跌。这是一场负和游戏：随着人们被金融系统里的烟雾和镜像所迷惑，随着人们开始越来越规避风险，输家就出现了；整个市场都开始下滑，所有人都承受损失。

金融市场的关键在于信任，而这种信任已经被腐蚀。雷曼的崩溃最起码也是一种有力的标志，显示信心空前低落。而受本次信任危机波及的，不仅仅是银行。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对美国政策制定者的信心在不断下降。

斯蒂格利茨在《伪善之果》的文章中指出，在今年7月的日本北海道的八国工业化国家首脑会谈上，美国表示，不利的经济状况正在得到扭转。自那以后，美国的所作所为仅仅证实了人们对政府专家们的不信任感。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拥有足够的货币储蓄和财政工具，以及对金融状况有足够的认识，来避免过去那么大规模的崩盘。可是，国际货币基金会和美国财政部，再加上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都完全有可能支持导致印尼1998年经济灾难的那种“挽救”政策。另外，人们很难对一个在伊拉克战争和卡特利娜飓风的救灾行动中百般出错的政府有任何信心。

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的金融系统在两个最关键的方面失职了：监管风险和配置资本。而所有这些都是在创新的名义下进行的，任何提倡创立管制制度的提案，都被用这会压迫创新的说法打消。斯蒂格利茨讽刺道：确实，他们是有创意，只是他们的这种创新并没有导致经济变得更好；如果说，会有哪个内阁可以把本次危机转变为另一次大萧条的话，那就是布什行政当局了。

斯蒂格利茨在文章最后不无感叹地写道，美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一些人，都把他们的才智用在了如何逃避条规和标准的管束上，而这些条规本是为了确保经济效率和银行系统的安全而设计的。不幸的是，我们所有人，包括屋主、普通工人、投资人和纳税人，都在为他们付出代价。

当然，当美国教授在媒体刊文炮轰美国政府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学者也没有停止对中国政府中的决策者们的质问。日前，一篇《中美金融大战尘埃落定：中国这回输得真的很惨》的文章，就受到广大网民的热烈关注。

该文说，国家资料显示，自2004年开始，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一直在高速增长，从2004年到2007年惊人增长三倍，高达到9220亿美元。仅2006年到去年2007年间，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增长66%。在美国次按危机即将露出狰狞面目的前夜，中国仍然痴心不改地不断大手笔增持美国债券。究竟是谁拥有在这样疯狂地处置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权利，如痴呆一样疯狂购买美国债券？同样是亚洲大国的印度，对美国“两房”债券持有量才2300万美元而已，而中国竟然是印度的一万六千倍！

国际公认的原则是，外汇储备公认的投资原则是安全第一，分散为宜，但中国财金当局却将外储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投资于美国“两房”，这相当于将大部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不能只集中在一个菜篮里，这是金融投资常识性的金科玉律。外汇储备投资原则是安全第一，稳健至上，比重分散，结构多元。可是我们那些可爱的受握重权的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的败家子一般的官员，却让中国受到如此重创，成为世界笑柄。

这件金融丑闻的暴露，实质上对中国经济重创之巨，对国民信心和精神打击之大，简直可以抵消大批我们自己宣传的其他成就光环。它背后是应该是严重渎职、战略间谍的性质。

文章披露，近些年来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十分活跃，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手法多端：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人，进行商业游说，影响相关决策，为商业活动铺路；有的境外利益集团对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给予丰厚的课题经费等途径，让他们利用自己的所谓研究成果和影响为境外跨国企业集团谋利、鸣锣开道，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于是拥有强大的话语权的某些经济专家和经济官员靠着暴利集团贿赂、靠着境外集团资助做研究报告，为国内外的利益集团鸣锣开道，影响行业乃至国家经济决策。

因此，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曾疾言厉色建议：“如此离谱决策有没有黑幕，全国人大会应立即组织特别调查组彻查，追究责任”。

不过，也有人对此解释说，外汇储备不断增加，那些美元不能换成人民币在国内建设消费（会引起输入性通胀），只能在国际上投资，而至少在次贷之前美国政府债券是最好的投资产品之一，现在美国接管两房而不是任其自灭也说明这种投资不是毫无保障的。现在做事后诸葛亮容易，就象是看到股票大跌却去埋怨操盘手为什么要买这种股票一样，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只能取其轻罢了。

当前，美国财长保尔森和联储局主席伯南克联手炮製的超级救市方案终于出台，涉及的金额是七千亿美元。不过，规模这样大的入市干预计划，要经过相当于中国全国人大的美国国会批准，美国政府才能动用这纳税人的钱。即使国会愿意写下一张七千亿美元的支票由布什政府使用；但国会可能回添加各种枝节，各种条款，例如让国会有更大的监察权；例如规限参与金融机构的高层僱员的薪酬；等等。

而且，用来救市的七千亿美元并不是美国政府有大笔财政盈余，也不是美国政府出售甚么重要资产得来，而是透过发行新的国债得来的，即美国政府是开动印刷机发行新的美元作为救市资本。因此，美国政府官员包括布什总统已在积极游说各国政府及央行继续买入美国国债。除了各国政府要半推半就协助美国政府救市外，一般市民、投资者也难免受到影响，难免要付出代价。对中小企业及一般市民来说，未来一段日子的利息开支肯定增加，债务负担将变得更沉重。

然而，全球救市行动虽因业已受到重创、距离投资者和股民的翻身之日仍然遥远，但无论如何，与世界各国政府联手救市之前不同，市场对金融危机的恐慌有所纾减，华尔街金融海啸的骨牌效应也有所遏止。这对老百姓来说，未尝不是不幸中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