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系列之四

“鬼”与“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神”代表了来自自然界的超级力量，“鬼”则代表了人死之后的某种生命现象。“鬼”与“神”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常常是很难分开的，人死后可以变为鬼，也可以成为“神”。在一定意义上说，“鬼”、“神”不分的特性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自从颛琐主导“绝地天通”之后，具有特权的极少数人就掌握了“神”解释权。到了殷商时期，商王自称是“上帝”之子，表明了神与人之间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当然，殷商时代的人还是相当迷信的，人们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到了祭祀上，祭祀成了与战争并称为“国之大事”的高度。到了周代，周人主张“以德配天”，更是让天平倾向到了“人”的一边。

代表着先秦史学最高成就的《左传》，其所记载的子产鬼神观，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先秦时代的思想巨变中，非常具有代表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子产的实用主义鬼神论进一步拉近了“鬼”、 “神”与“人”的距离，较为系统地分析了“鬼神”与“人”的关系，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子产对于鬼神的解释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出，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解释“鬼神”现象——所谓的“鬼”与“神”，不过是“人”化的鬼神而已。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子产认为治国应尽人事，不应迷信天道。祭天求神，“不如修德”。《左传》中写道：

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

前525年，鲁、郑等国上空出现彗星，喜欢卖弄巫术的裨灶推测宋、卫、陈、郑四国将要发生火灾。他请求子产用瓘斝玉瓒祭神以禳除火灾，子产没理会他。后来宋、卫、陈、郑真的发生了大火。裨灶便放出话说：“不采纳我的建议，郑国还要发生火灾。”国人很害怕，恳求子产听从裨灶的话，子产还是不同意。他说： “天道远，人道近，两不相关，怎么能了解它们之间的事情？裨灶这种人无非是喜欢预言，说的多了，可能偶尔会碰准一、二次，他懂什么天道？”结果郑国也未再发生火灾。

有一年，郑国发大水，据说城外湖里有两条“龙”在争斗，国人请求举行祭祀以禳灾祈福。子产说：“有这个必要吗？我们人类打仗，龙不闻不问，现在龙打架，我们何必操心？况且龙本来就住在水里，怎么能赶得走它们呢？我们无求于龙，龙也无求于我们，就别为这事费神了。”结果自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在子产看来，人道先于天道，天道可以存而不论，但人道则不能不察。公元前526年，郑国大旱。子产按商代以来“桑林求雨”的老风俗，指派屠击、祝款、竖柎到桑林祭祀求雨。他们没祈到雨，却砍伐了树木，毁坏了山林。子产说：“祭祀山神，应当培育和保护山林，现在反而毁掉山上的树木，其罪过就很大了。”于是就剥夺了屠击等3人的官爵和封邑。

郑国有位被冤杀的贵族，名叫伯有，经常在郑国显灵、闹事，搞得郑国人心惶惶。人死了要变成鬼，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没有疑问的。但子产认为只有非正常死亡的鬼才会作祟。“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意思是说，只要给鬼安排妥当了，它就不会出来骚扰人类。子产于是亲自出马，安抚了伯有，平息了所谓的伯有鬼魂之乱，稳定了郑国人心。

子产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对鬼魂现象进行解释，提出不少关于鬼魂方面的见解。他认为：“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仍能滋生淫厉”。他用生命的自然主义观点来阐述人死化为鬼的过程，并且将人死亡与人的生前社会活动关联起来，对社会伦理起到了“教化”作用，对后世鬼神论起到了重要作用。

子产的一系列关于鬼神的实用主义观点，较为系统地解决了人们在鬼神问题上的混乱认识。子产的鬼神论其实代表了周代以来鬼神观的演进过程。在春秋大变革时代，人们认识到把大量时间用在祭祀上是劳而少功甚至是劳而无功的事情，不适当的鬼神活动更是会阻碍正常的“人事”活动。从比子产年代稍迟一些的孔子对待鬼神的态度中，我们更是能够清楚地看出春秋时代的中国人对于鬼神的淡漠态度。

子产、孔子等思想家对于鬼神问题的深刻认识，彻底地将中国人带到了“无神崇拜”的时代。

在天道与人道的2000多年博弈中，“人”彻底战胜了“神”与“鬼”——“鬼”、“神”原来不过是人手中所掌握的工具而已，原本属于“鬼”、“神”的“精神文化”阵地彻底“失守”了。祸兮？福兮？

人，从来是以利益为中心的，这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最为清晰的认识。于是，什么也阻止不了中国人不断膨胀的占有欲，实用主义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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