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篇文章，是我轉貼自我那在北京從事著兩岸戲劇文化交流的師姐寫的文章；而他其實又是要推薦另外一篇文章--阿富汗的盧比娜。然後第二段的對話，則是我們兩討論起台灣內部的民心，對真的就是不同的民心動向。回到台北快一個月了，但這些思緒，基本持續縈繞。
阿富汗的盧比娜 8月16日的女子百米預選賽，盧比娜的成績是14秒80，比倒數第二名整整落後了1.5秒。她是穿著最多的一個，頭髮被一頂頭巾嚴嚴地包裹起來，短袖T恤，長運動褲。
親愛的，關於妳問我的問題，就看以下的對話節錄吧。（把很多情緒性的東西拿掉了。） ＂平措旺傑關於十七條談判和簽署的回憶，讀起來非常微妙。在漢藏實力的大局之下，雙方人士的反應和內心活動，恰似平靜的水面之下波濤洶湧。平措旺傑的身份是談判的翻譯，其實卻遠遠不是一個工具性的角色。他是認知上相差巨大的雙方都能夠理解和溝通的人。站在他這個位置上，他能夠看到其他任何人都看不到的事情。 看到這兩段話，超級有感觸的哎呦威，完全看到了可能若干年後自己的縮影。 很多時候，人的認同與選擇，就是生來最基本的一個情感--想家。 人家心裡對遠方還有惦念記掛的時後，你不能逼人家把這種情感閹割掉；而當人家心裡已經沒有那個家時，你也很難再繼續逼著他怎麼樣了。 
這是我的北京閨蜜，馬戎戎寫的。不是因為那是我好朋友寫的我才推，而是，真的寫得很好。 這陣子跟這邊的很多媒體界朋友接觸，深深感覺，中國的媒體環境，某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台灣。
因為有市場，所以養得起眼界與氣度。
不說別的，戎戎是三聯跑劇場與電影的記者，卻寫出了這樣一篇連專業體育記者都不一定寫得出來的好文章。
我想到三年多以前，我們在青島結識的時候。
那時，我以為那大概是我這輩子最後一次做戲，在青島話劇院初春的後台，剛正式入行一年的小製作，對著那個彼時青澀的小記者，極其所能地推薦台前演出的導演，跟把電腦中所有對於台灣小劇場的粗淺知識，一古腦地對著她滔滔不絕；後來她文章寫出來，竟然把我這個二線人物作為貫穿文章的形象，真是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不是因為她寫我（我那時哪在乎上什麼三聯，都覺得要轉行從良回臺北去當商周記者了），而是她的觀察角度跟思考邏輯，有點出乎我當時對於一個中國內地記者的刻板印象與想像。
敏銳到我覺得，哇。
所以後來我們就變成好朋友了。然後一千多個日子就過去了。
（我們相視笑道，這陣子奧運結束之後，我們真應該一起穿件白衣，去趟青島話劇院後邊的小招待所，憑弔一下其實也沒多少年以前的單純。）
這篇文章的來由，其實是她去柏林影展時，結識了文中所提及的狄安娜與馬立克，阿富汗紀錄片獨立製片，而今年奧運，狄安娜她們來了北京，本來只是想找戎戎幫忙找在地翻譯，結果卻讓她生出了這篇好文章，也因此我也認識了狄安娜跟馬立克，在他們眼中口中，讓我看見聽見的阿富汗，比看十小時國家地理頻道還要印象深刻，喀布爾這三個字，從此對我有了意義。
不要說中國的媒體馬列或沒有話語權，對於世界角落的觀照，絕對沒有很多台粹主義者想像的閉塞，也不是用錢就可以解決的。
剛從北京《財經》實習兩個月的學弟H說，他跟內地的一個媒體前輩聊，前輩說，當媒體所處的環境不完全自由的時候，他腦筋裡所想像到的自由，才是無邊無界、無垠無涯的，當台灣就已經完全自由，沒有中宣部可以怪，只有無情的財團跟讀者時，就很難想像出新的可能性。
台灣尤其是電子媒體，很多幾乎已經完全是這樣了，朋友是電視台主播，之前她跟我說，以後該台的新聞，大概會有一半是置入性的專案行銷，平常溫良恭儉讓的學弟聽到以後罵了一聲幹，說，媒體abc沒忘的話是全民公器耶，他們怎麼可以拿一個全民公器去做廣告化新聞？
說實話，314西藏暴動事件之後，我已經不相信任何西方主流媒體對於中國的評論與報導了，包括只會轉載編譯的台灣媒體。
H說，全世界人都在唾棄馬列主義的新聞宣傳理論，但其實都實踐程度不一地在做這件事情。
而中國內地的媒體人，早就聰明地利用這邊的大市場，找到了衡平的機會與角度，就像之前我提過的《體育畫報》，那麼商業主流的雜誌，還是可以用他們的風骨與膽識，在堅不可破的奧運期間，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所謂的專制與媚上，台灣難道就沒有嗎？一面倒的價值觀，與背後據以認定的標準，難道不是另一種獨裁嗎？
我不是覺得內地已經做得十全十美或完全沒有箝制（光改戲劇節的新聞稿我就快抓狂），但我只能說，他們真的已經超乎我的想像。
（可惡我好憤青。）（因為我現在在北京嗎？）
但看看戎戎這篇文章吧，就算是以管窺天也好，起碼這讓人看到了另外一種可能。
http://www.lifeweek.com.cn/2008-09-01/0000122583.shtml
“我知道這會影響我的成績，但是，我是個穆斯林。”在接受本刊記者電話採訪時，盧比娜說。*(全文很好看，可以點上附連結唷)
To搖滾少女：向左走，向右走。
來演出的團或是來北京的朋友，對於在海關的時候，到底該拿著台胞證走哪個通道，一定或多或少有疑惑過吧。尤其對我們這種兩岸往返當蝙蝠的，即使已經走到熟爛，當每次拿著台胞證站在中國公民通道前時，都還是有點猶豫。與不安。
都是小赤色憤青學弟H，討論到這些話題，害我昨天晚上熱血沸騰到睡不著，以下是我們的對話紀錄：
<和謙>說：
學姊，你知道嗎，看到你那篇繼續的意義，我忽然很想讓你看一篇文章
http://www.bullog.cn/blogs/mozhixu/archives/170585.aspx
在某種意義上，雙方都把他看成自己人，有時卻又都把他看成對方的人。他到底實質上是哪一邊的，就要看雙方在具體情勢下，需要他做什麼了。他以為，他的這種雙重身份為兩邊都做了好事。他是真心的。可要是一個漢人就會小心，因為這樣的雙重身份很可能種下日後的禍根。＂
小令說：是啊，唉，我就是這樣啊，深有體認。
<和謙>說：我們這一代人看大陸，若粗分成三種座標，一種把大陸是做威脅跟邪惡的來源，一種則是積極看待他們廣闊的市場跟商機，但是在感情上放的比較冷，再一種則是會覺得，我們不應該在他們劇變的進程中缺席，應該PROMOTE我們的一些元素，加在這個裡面。
小令說：我是哪種？
<和謙>說：你是那種，猶如把貢獻台大這所大學以宇宙的精神那樣，讓來自台灣的精神騰飛於整個中國的那種人。
小令說：....真想找個會寫書法的，把你這段話寫下來裱起來。當然我也會想，何必呢，我為什麼不能好好的去過我的小日子？
<和謙>說：當然我們這樣就註定是比較辛苦的，我們不是去刺激某方，批判某方然後來對其中一方負責就好的那種，而是要費盡腦汁與唇舌，溝通兩方意見，又代表兩方立場的那種人。
小令說：恩，我都說I'm a chinese born in Taiwan，我覺得兩邊共有的中華文化，是沒有辦法否認跟分割的，那些偏激的台粹份子，對所謂台灣這兩個字的認定，基本上大概只有1949年以後吧。
<和謙>說：恩，然後你談到兩方語境的差異，我日前發現一個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在台灣，怎嚜稱呼大陸，大概可以看出一個人的立場，如果粗分光譜的話，或許像這樣：祖國>內地>大陸>中國大陸>中國，當然第一個現在不多人用。
然後我那天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在大陸呆久一陣子，會跟著他們用一個詞，叫做＂國內＂。你應該也有碰過或聽過，照理來說，久而久之會跟他們一起使用國內這個term的人，應該可以說是最把大陸當成自己咱們土地的人，對吧，可是極端弔詭的是當一個台灣人也開始跟大陸同胞一起用國內稱呼大陸時，這個傾向大陸的台灣人，卻不自覺的就把台灣在語境上畫成了國外。語言的陷阱，嗚呼。
小令說：理論上是。我倒是比較狡猾，我知道我說國內時，我自己內心會有錯亂，所以我在這邊跟他們說話時，都很討巧地說咱們，所以我沒辦法說國內，都會用一種討巧的糢糊的稱兄道弟的方式說咱們，強調那個"現在我們面對面在講話"的狀態，而模糊你我的區別。
<和謙>說：真聰明，這種認同座標也都是會流動的，時移境轉，每個人的際遇心境都會影響的，實在也不能硬逼著別人怎麼樣，畢竟連自己的心靈跟感情就都是會流動著的，只能說這是個人各有志，可以自擇其路的時代，我們也不能不說是幸運，至少不用像什麼侯德健啊他們付出如此龐大的代價。
小令說：對啊，不過那天我一個朋友，作記錄片的姐姐，她在《城市中國》寫了一篇文章，從台灣流行音樂的中國風，去看台灣人弔詭的身分認同，最後她說，當我們拿著台胞證，走中國公民通道時，台灣人的身分認同，就已經是不能說的秘密了。
<和謙>說：可是我覺得，許多我的同學更多的是為了避免麻煩，怕被外國通道的海關轟回隔壁窗口，我們這次實習團裡的大家，就puzzle了一陣子，後來大家各走各的，兩邊都有人走，後來驗證了兩邊都可以過XD，至於是怎麼選擇的，是基於情感、尊嚴，還是怕麻煩息事寧人，這個也就不好一個一個去問我們團員了。進入大陸，每個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一個通道啊。
小令說：這其實真的很有趣，那你呢，你走哪？
<和謙>說：我啊，我走中國公民通道啊。那天我去看朱木炎打架，然後就有個記者蹭過來問我，你是台灣的，啊，那你們興奮嗎，我以為接下來又要問，你們來參加京奧幸不幸福啊，結果後來她居然問，你們會不會覺得不能帶青天白日旗有點遺憾?我一驚，搞了半天原來是BBC的記者，哈哈，難怪專門要問些敏感問題，然後我就又把青天白日旗曾經帶領中國抗日的理論又講了一次，說否定青天白日就是否定中國，她好像第一次聽到有來自台灣的人這樣詮釋。
小令說：哈哈哈哈，真有趣，我好想知道一個數據，就是每年北京海關，拿台胞證走中國公民通道的，跟外國的比例到底有多少。
<和謙>說：大概五比一吧我猜，我們台灣人是非常會看場合說話，跟看場合辦事的。
小令說：我也這樣覺得。
<和謙>說：這個你要相信我們是務實的移民貿易社會，哈哈，就跟當年在皇民化底下改姓的一樣，也是很多很多人，你說他們就不愛台灣不愛媽祖不拜祖公祖媽了嗎，未必，墓碑上刻的都還是同安啊泉州啊…..
(接續前面盧比娜的精彩文章!..by 三聯記者馬戎戎)
狄安娜吃飯的時候，馬立克一直在拿DV拍攝她的一舉一動。狄安娜穿了條大領口的黑裙子，很美。她拿起一杯酸梅湯，要馬立克把這杯古老的中國傳統飲料拍下來，馬立克忽然遲疑了幾秒鐘，跟她說了些什麼。狄安娜點點頭，放下了酸梅湯。
“我對她說，這麼拍，會拍到她露出來的脖子和鎖骨。你知道，我們是穆斯林國家。我無所謂，但是如果影像拿回喀布爾，被人看到，就會……”馬立克解釋。
狄安娜和馬立克，都來自阿富汗的喀布爾，他們都是紀錄片導演，是工作上的好搭檔。在馬立克眼中，自己的這位女搭檔是典型的阿富汗新女性代表：在伊朗受大學教育，熱愛文藝，英文流利，喝酒，和男人一起工作時寸步不讓。而且，她幾乎是阿富汗唯一的紀錄片女導演。
他們來到北京，是為了拍攝盧比娜，阿富汗歷史上唯一一位接連參加了兩屆奧運會的女運動員。
盧比娜在8月16日 開幕式上引起過很多網友的關注，她穿著阿富汗紅色傳統長裙，網友們四處轉貼這張照片，稱讚她的美麗。然而，盧比娜8月17日 就離開了北京。
盧比娜參加的是女子100米 比賽。8月16日 的女子百米預選賽，盧比娜的成績是14秒80，比倒數第二名整整落後了1.5秒。她也是穿著最多的一個，頭髮被一頂頭巾嚴嚴地包裹起來，短袖T恤，長運動褲。
“我知道這會影響我的成績，但是，我是個穆斯林。”電話採訪她時，盧比娜說。
對於接受採訪，盧比娜表現出一種謹慎的態度。第一次打通電話時，盧比娜藉口這不是她的電話而掛斷了。第二次打去，是盧比娜的父親接的。最後在狄安娜和馬立克的幫助下，盧比娜才接受了本刊記者的採訪。
對她來說，這種謹慎已經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
1996年，塔利班執掌阿富汗政權。1996年之前，阿富汗全國教師中的70%和政府公務員中的50%都是女性，首都喀布爾從事醫療工作的工作人員中也有40%的女性。1996年開始，阿富汗女性本已獲得的受教育、穿現代服裝的權利重新被剝奪。1999年，由於塔利班禁止女性參加體育活動，國際奧會取消了阿富汗參加奧運會的資格。2001年，塔利班統治結束。但在阿富汗國內，女性參加體育活動依然備受爭議。
盧比娜參加北京奧運會，是連她自己都沒有想到的事情。奧運會開幕15天前，她忽然接到阿富汗奧會的電話，得知自己將作為阿富汗唯一的女運動員參賽。原因是原定參加女子1500米和3000米項目的阿富汗最有名的女運動員麥赫布巴·阿哈德亞爾在7月初突然“失蹤”了。
與盧比娜一樣，阿哈德亞爾今年19歲，她出生在喀布爾的貧民區，曾獲得阿富汗國內錦標賽的第一名。出於尊重傳統，無論訓練或比賽，她都裹著頭巾，穿著長袖和長褲。但在國內訓練期間，她還是受到了嘲笑和威脅。
“瞧瞧，這就是我們國家的英雄。”阿哈德亞爾平時走在路上，總會遭受到無知的男孩子的嘲笑。據說，每當有男記者進入她家中採訪，都會引起鄰居奇異的猜測的目光。
“有很多人給我打來電話，說我不應該去做一名運動員。常常會有一些陌生的男人在我家附近走來走去，晚上他們會向我家的窗戶扔石頭，還會悄悄遞來恐嚇信。”阿哈德亞爾曾這樣描述過自己的境遇。
盧比娜說，7月初，正在積極備戰奧運的阿哈德亞爾收到了極端分子的恐嚇信，自此失蹤了，到現在依然沒找到。
盧比娜受到的攻擊沒有阿哈德亞爾那麼強烈。但是每次訓練，家人都會開車把她送到訓練的場地，訓練的時候也會一直有兩三個人陪伴。訓練結束，家人會接她回家。在訓練時間上，盧比娜也是有選擇的：“一般我會把時間選在16點後，到18點結束。其他時間我不隨便出門。”
對盧比娜來說，堅持訓練需要一定的心理強度，“有時候人們會嘲笑我，不過我不在乎，我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盧比娜說，她覺得自己非常幸運，至少在家族的女人中，她是最幸運的一個。盧比娜的家庭，是喀布爾典型的中等人家：爸爸是建築商人，一人養活全家；媽媽是傳統家庭婦女；5個姐妹，2個弟弟。
盧比娜說，她的兄弟姐妹們都喜歡運動。3個姐姐，2個妹妹，最小的妹妹2歲，已經表現出了對網球的興趣，1個妹妹喜歡跆拳道，3個姐姐喜歡踢足球。然而3個已經長成的姐姐都只能和媽媽一樣，待在家裏，結婚了的做家庭婦女，沒結婚的等著找到一個合適的男人，以便在餘生給他做家庭婦女。
本來，等待著盧比娜的是和她姐妹差不了多少的命運。然而人生的轉捩點發生在2004年，那一年她15歲。2001年塔利班政權結束後，喀布爾的女子學校重開。盧比娜得以在女子學校繼續學業。她喜歡跑步，校運會上比別的女生跑得快了些，跑進了14秒。沒想到，竟因此受到了阿富汗體育運動委員會的注意，進而獲得了參加雅典奧運會的資格。
雅典奧運會上，盧比娜的成績是14秒14。這同樣不是一個好成績，但雅典奧運會是阿富汗在塔利班政權結束後參加的第一屆奧運會，盧比娜因此在雅典受到了巨大的關注，所有媒體都把她看做是跨越性別藩籬的女英雄。
在雅典奧運會上，記者們在文章裏寫下她面對採訪時的羞怯和不自信。她說，她只希望她自己能給其他的阿富汗女孩做個榜樣，說明女孩子也能做運動員。因為這句話，盧比娜在阿富汗國內一時成了婦女先驅。
然而，雅典奧運會之後，盧比娜卻沒有繼續運動員的生涯。女子學校畢業後，盧比娜選擇進一家私人銀行做市場推廣，跑步，成為了業餘愛好。
盧比娜將自己不能做職業運動員解釋為缺乏條件：沒有資金，沒有場地。訓練的一切費用都必須由自己來付，場地缺乏，參加北京奧運會前，她只進行了兩周的訓練，訓練場地是她家附近的一條水泥路。“條件很差，很容易受傷。”盧比娜說，“每次跑步結束我都覺得腳痛。”
盧比娜說，她知道自己的成績不好，但是她覺得，對她來說，“能出現在奧運賽場上就已經是最重要的成功”。盧比娜提到她的教練曾是阿富汗國家級的運動員，塔利班統治期間他失去了參加重大比賽的機會，因此對他來說，盧比娜能參加奧運會，不僅僅是盧比娜自己的夢想。
盧比娜說，她之所以選擇去銀行工作，一個很大的動力是賺錢。她能成為運動員，父親和母親都給了她很大支持，然而父親畢竟年紀大了，她希望自己能承擔起做子女的責任，賺錢養家。她希望自己賺到錢，能給自己買雙好的跑鞋。這一次來北京，阿富汗一名手機運營商承諾，如果這次有運動員能拿到獎牌，就可以獲得5萬美元的獎勵，即使不能拿獎牌，所有運動員也都可以獲得5000美元的獎勵。
“重要的是能出現在奧運賽場上”並不僅是盧比娜的信條。代表阿富汗參加男子100米 比賽的男運動員馬蘇德在預賽中以倒數第二名的成績被淘汰，他和前一位選手的差距甚至拉開了10米 。而馬蘇德的訓練場地，是喀布爾一座小山的碎石山道，馬蘇德笑著說，在那裏訓練有助於開闊視野。他說：“我也想出現在決賽場上，和世界頂尖高手同場競技。可是……”
不同于傳說中的阿富汗男人非常大男子主義，盧比娜說，在北京，阿富汗的男選手對她都非常照顧。她甚至提到了一個細節：在奧運村，盧比娜想買一束鮮花，可她沒有足夠的錢，馬蘇德掏出身上所有的錢買下了那束鮮花，送給了盧比娜。
盧比娜很明白，阿富汗人對他們寄予的是一種特殊的期待：不一定非要拿到獎牌，但世界會通過他們認識到一個不同於電視新聞裏充斥苦難和鮮血的新形象。
對於堅持戴頭巾和穿長褲，盧比娜的解釋是她要尊重阿富汗人的習慣和傳統。“這是盛大的賽事，是公共場合，我需要把自己遮起來。”盧比娜很堅定地說。
而在奧運會比賽接近尾聲時，8月20日，盧比娜的另一名同伴魯胡拉·尼帕伊，在男子58公斤 級的跆拳道比賽中，獲得了一塊銅牌。這是阿富汗歷史上第一塊奧運獎牌。來北京之前，魯胡拉·尼帕伊曾在電視上堅定地說，他一定要為阿富汗歷史上的第一塊獎牌奮鬥，“我想讓世界看到，阿富汗人也可以在體育賽事上取得好成績”。從那段視頻中可以看出，在喀布爾，他訓練的道館，也只是一座簡陋的二層水泥小樓，訓練的房間也相當狹窄。在那段採訪裏，尼帕伊說，最初，他練習跆拳道的目的，只是希望在局勢混亂的喀布爾，保護自己和家人，使之不受暴力的傷害。
被淘汰離開比賽場地時，盧比娜微笑著向場地內的觀眾揮手致意。電話裏，盧比娜告訴本刊記者，她只想表達，自己對於體育運動的熱愛。“我愛奧林匹克，我愛北京。”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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