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对毛泽东的论断提出不同见解

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毛泽东那颗发热的脑袋，稍稍冷却了一些。他给胡乔木及《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写了一封信：

乔木、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

毛泽东

6月20日上午四时

正是在这种“冷却”的气氛中，从7月2日起，在“清凉世界”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自8月2日起至8月16日则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

据李锐回忆，他和胡乔木、田家英同车从北京前往武汉，再转船到九江。李锐是毛泽东当时的兼职秘书，他说：

“在火车上，我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对1958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毛泽东一路上兴致颇好，诗兴大发，写了《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抄给胡乔木、周小舟，迅即在山上传开。这么一来，使会议的气氛更为宽松。

胡乔木对于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绝对的”的论断，也表示怀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

上山之初，毛泽东指定七人起草会议纪要，即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李锐，以胡乔木为组长。

于是，胡乔木分十二个专题，由组员们分头去写。他自己写“形势和任务”这一总纲式的专题。不久，写出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简称《议定记录》）。

毛泽东发话了

这份《议定记录》，于7月14日印发后，便招来一些意见，以为对“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而“缺点写得很具体”。尤其是对胡乔木写的“形势和任务”那一节，意见颇多。

不得已，7月19日，他对此做了申辩。

（上接第一版）胡乔木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消息极为灵通。就在他作了那番申辩之后的第三天，他得知庐山上的风向要转了。7月21日早上，他知道张闻天要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即给张闻天打电话，关照他“少讲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然而，张闻天不顾胡乔木这一重要提醒，仍然作了批“左”的长达三小时的发言……

1959年7月23日上午，是庐山会议的转折点。毛泽东发话了。他说他“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他在庐山上，已经“顶了二十天”。毛泽东警告一些人：

“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

首当其冲的是“主帅”彭德怀，因为彭德怀在7月14日写了一封三千来字的信给毛泽东，指出“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其次则是张闻天，被称之为“副帅”，因为他那三小时的发言尖锐地批“左”。

此外，还有黄克诚、周小舟，也被列入“反党集团”。

胡乔木得以过“关”

毛泽东的几位秘书，此时也处境艰难：

李锐积极批“左”。毛泽东说，“李锐这次也是右派”。于是，他在劫难逃了。

陈伯达曾称赞过彭德怀的信，此时马上“反戈一击”，算是滑了过去。

田家英处境危险。他曾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左”的言行，差一点被划入“右派”。

胡乔木呢？也颇为不妙。且不说他负责起草的《议定记录》已经遭到非难，连他在上山途中说过的“五八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也被人揭发出来。所幸揭发者说此话是李锐讲的(其实是李锐转述过胡乔木的话)，而李锐不愿牵连胡乔木，自己承担了！

胡乔木得以过“关”，还在于毛泽东平日对胡乔木的印象还不错。李锐曾如此回忆：

“有天刘澜波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说，主席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

会议日渐进入高潮。内中，特别是揭发了彭德怀、张闻天、李锐等所说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一下子掀起批判高潮。8月10日下午，胡乔木抓住这一“谬论”，发挥了他的写社论的擅长，富有逻辑地从六个方面进行批驳，指出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的不同。

胡乔木这一长篇发言，毛泽东听了颇为满意。翌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内中不指名地提及胡乔木：

“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

“俱乐部”，指的是以彭德怀为首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的代称)。“秀才们”，包括胡乔木、田家英，也包括陈伯达。

这么一来，胡乔木解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