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来，清政府面对不请自来、前所未有的西方强敌，屡战屡败。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清政府终于打破了中央帝国的心态，开始放眼看世界，并在曾国藩的临死一荐下，派出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然而，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变化引起清政府的恐惧，很快将之招回。第一次尝试为之中断。1895年，风雨飘摇的清政府又败给了一向不放在眼里的近邻日本。至此，清政府最后残存的一点合法性也为之荡然无存。在生死存亡一刻，海外留学做为图强的一部分再次兴起。这波留学生高潮首推日本。不久，袁世凯奉清政府之命组建新军，广募天下人才。然而，凡是有留日背景的应聘者均拒之门外。在袁世凯看来，留日学生都是革命党，是坚决需要防范的对象。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民国建立，中国混乱依旧，中国的生存危机进一步加深，政府的控制能力空前衰减。在这个背景下，第三波留学大潮涌起：留俄、留英、留美、留法、留日，世界各主要列强均有中国人的身影。此时，在中国大地上，也崛起了两大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而两党对海外留学背景的人士的态度也颇为耐人寻味。中共主要接受了从苏俄和法国留学的精英，而国民党则接收了英、美、日等国的留学人才。甚至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本人也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显然这些留学人员在不同国家选择的不同信仰成为两党选择的主要标准。在中共留学人员中，需要特别一提的是邓小平，因为正是这个曾在法国留学的中共奠基人之一，在几十年后再次打开中国对外留学的大门。

    经过三十多年的历史选择和淘汰，中共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历史的主导者。在冷战背景下，中国的留学方向就基本仅仅局限在苏联一国并很快由于两国关系的交恶而彻底中断。而中断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左倾思想的极端发展，更重要的是对西方的防范和对统治权的控制。文革十年，整个民族经受了一场前所未有、代价空前的洗礼而走向觉醒与成熟。1978年，在文革中幸存下来的邓小平开辟了改革开放新时代。做为新政策的一个部分，社会主义的中国做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前所未有过的先例：向全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留学，包括公派和自费。从此，中国的大门对外彻底打开，并融入世界，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而中国的留学政策即使在经历了89年的风波后依然不改。

    回顾至此，无论是清政府、袁世凯、中共以及国民党在对留学生的处理上都体现了巩固政权做为第一标准的的共性。但是令人费解的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共何以打破这种历史共性，而提出了鼓励留学、欢迎归国的政策？

    任何一个政党都以执政为最高追求，都不可能会轻易放弃政权，这在任何制度的国家都是一样，只不过手法不同而已。美国的两大党为了上台执政，花费巨额资金用于竞选，在竞选过程中极端的选举手法也频频亮相。因此，中共留学政策的开放与转变仍然可以从巩固执政权上找到根源。这个根源最早要追溯到邓小平身上。当年邓小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和资助下来到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法国，但最终却和许许多多的留法人员演变成共产主义者。这个经历和转变的根由对于邓小平后来成为中国最高决策者而力排众议重新恢复留学大有关系。

    其次，中共面对文革残局，为重新赢得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一方面启动了经济改革，改善民生。从而在苏东集团崩溃后而生存、发展和壮大起来。另一方面，在如何防范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渗透也不断与时俱进。中共，虽然否定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但并不是对西方的民主没有研究，实际上恰恰相反，而且对西方民主的弊端也了如指掌。但面对已经被西方高度道德化、意识形态化的民主，是无论如何不能直接予以反驳。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中国的民众实地了解西方的民主，经受西方民主的洗礼。从而通过他们的思想和认识来影响国内的民众。果不其然，每年庞大的留学大军在进入西方后，在东西方对比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留学生或者认为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或者直接否定西方民主的普世性和西方把民主工具性、功利性的做法。从海外的实际情况看，除了西方直接豢养的专业民主人士外，对西方民主持肯定态度的海外华人寥寥无几。而2008年当西方以人权为大旗而与中国对抗时，绝大多数留学生甚至包括长年在海外的华人都站在中国一边。相反的，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批评意见都来自国内。显然，随着留学人员的大量归国，由于拥有西方民主亲历经验而具有批判正当性的这组特殊人群将在告诉人民一个真实民主的同时，也将推动中国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而中共也将成为他们努力的自然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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