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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刚发生的事,说明谬种制造者一代不如一代。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当局是一样掌握权力的,但还要煞费苦心地罗织罪名,专案组还得寻找人证物证,待“证据”差不多能说服老百姓了,才给予“叛徒、工贼、内奸”的罪名。虽然制造了谬种,但表面上的“证据”,还能蒙混、欺骗老百姓。如今的当权者,却不如老一代谬种制造者那么“能干”,干脆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辞”都不要了,为了保护明显违法的利益既得者,就毫无顾及地使用权力惩办无辜者。 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时,当局是一样掌握权力的,“证据”也罗织得差不多能说服老百姓了,但还要煞有介事地召开一次中央委员全会,让人举手表决;才给定下“叛徒、工贼、内奸”的罪名予以开除。虽然大家都不得不举手,表决仅仅是个可笑的形式,但至少还是给人以参与的“权利”。如今的当权者,不仅连举手的权利都不给,连直系亲人旁听的权利都“依法”剥夺。 时间过去了40多年,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进步,但谬种制造者却一代不如一代,连起码的遮羞布都不要,凭籍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 奥运期间,中南海划出三个“示威区”,但到了地方上具体实施时,就所有示威申请不获批准。年近八十高龄吴殿元、王秀英由于住所被侵权而申请示威,结果还被控扰乱公安,判处一年劳动改造。毒害成千上万儿童的毒奶粉事件,广大民众已经意识到,其实这其中深层次的根源,是国家现行政治体制的落后于经济的发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蔑视人权的价值观,在政体内部占有强大的比例。但就是有媒体昧着良心,说什么“成功举办奥运会显示了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跟西方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人们知道,前苏联也举办过盛况一时的奥运会,而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也是基本沿袭前苏联。因为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意志坚定地摒弃了前苏联的经济模式,中国才赢得30年的经济辉煌。但由于种种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基本沿袭前苏联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得到多少改革;它不仅正在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且还正在阻碍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跟毒奶粉事件的罪孽,都可以跟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相联系。 近日来,许多网民悲愤、愤怒地指出,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使官员得以掌握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而贪污腐败的官员则官商勾结,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反复坑害民众,无视人民的基本人权,无视人民的生命安全。许多网民指出,只有在中国所谓“先进的政治制度”之下,人民的生命在某些当权者眼中才会如此没有价值,才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长年生产有毒食品的企业成为国家名牌企业,其有毒产品荣获国家质量免检荣誉,获得国家电视台的大力吹捧;并且,在有毒产品造成明显杀伤的时候,还能借助为了“确保北京奥运会欢乐气氛”而实行的新闻封锁,继续毒害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 在毛泽东实行的闭关锁国的时代,也曾经一度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并号称中国要“解放全人类”。明明是个“一穷二白”的穷光蛋,偏偏说自己很富有,这样的事情只有朝鲜现在还在干;不料因为一场奥运会,有的中国人就自以为是了,开始胡吹海喊;全不顾毒奶粉事件正猛抽其嘴脸。 曾任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的中国宪政学者张祖桦表示,吹嘘成功举办奥运会和中国经济发展显示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无比优越性,那么人们就会得到一个自然的结论:纳粹德国的政治制度无比优越。因为在纳粹统治下,德国也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当年纳粹德国的经济发展也很不错;显然,这种结论是荒谬的。他说:“你说你的这个政治制度很优越,那么,你的制度应当是自由的、民主的、宪政的、法治的、充分保障人权的。” 有人不仅吹嘘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无比优越,而且还声言“不能把选举看作是民主政治的标签”。这不仅是亵渎宪法“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规定,而且是对人类共同价值观的颠覆。“不能把选举看作是民主政治的标签”,那么独裁才是民主政治的标签?在中国,之所以说它政治体制落后需要改革,就是因为公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上,少数人将公权力疯狂扩张与极度滥用,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和控制,从而使人民民主变成了“权力独裁”。 笔者请问每一位普通公民,现在你通过什么方式参与了国家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又通过什么方式行使了公民的权利?公民有的是建设、纳税的义务,但人、财、物的监督管理权利,又体现在哪里了?!难道普通老百姓就只能是付出、再付出、不断付出的牛马,且任由权力掌控者无度地宰割?! 那些无良心的论说者,吹嘘“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无比优越”,并不是为执政党好也不是为政府好,为的是阻止政治体制改革。他们担心政体改革还权于民,从而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权利,在强有力的民众监视下他们无法再贪污腐败。而在选举权还尚未真正落实时,就开始鼓噪“不能把选举看作是民主政治的标签”的,就正是些在掌控权力的人。为一己私欲,置老百姓权益于不顾,置执政党和政府利益于不顾,置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于不顾,用心又何其毒也! 张祖桦表示,对这样完全无视基本事实、基本常识、基本逻辑、基本历史的胡言乱语,只能说,他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如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不如1960年代的理论权威张春桥、姚文元;他们,确实是一代不如一代。 但笔者说,戈培尔、张春桥、姚文元,其实都还是有自己理想与信仰的人,他们为传播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还能在自己的理论中用“基本事实、基本常识、基本逻辑、基本历史”来论证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如今这些“理论”家,仅仅是为了既得利益,为了继续掌控可以无限度进行贪污腐败的权力,在贪婪淫欲中过日子,岂能指望他们的水平达到戈培尔、张春桥、姚文元的高度? 这是一些挥舞着大砍刀、裸露着生殖器在大街上追逐良家妇女的低级流氓,和衣冠楚楚用言语调戏林冲娘子的高衙内不是一个档次。高衙内好歹还做着当朝宰相干儿子,能顾及身份。 不过高衙内如此“文明”,尚且将林冲逼上梁山;大街上的流氓,作恶日子应该不会长。 笔者认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其核心内容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人为本”。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而一些媒体上的“理论”,恰恰与胡锦涛的要求背道而驰;他们在宣扬僵化思想、惘顾事实、逆流而行、以官为本。他们不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而是以维持贪污腐败、剥夺人民权利为目的;当然,他们也正在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识破、所唾弃。 虎照事件调查结束,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这样说过,华南虎事件教训深刻,给领导干部上了三课,即思想路线、科学发展观和政绩观;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说老实话;一切政绩,都应该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广东省东源县法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对刘尧判处有期徒刑4年后,民间舆论认为,一位维权律师的“丧钟”不仅是为他本人、为所有的律师而敲响,同样,它也是为全体公民、为公民权利、法治环境而敲响。所幸的是,今天的公民已经不再是那种“顺民”,他们已经深深地体会到:当一个人面对他人的苦难背过身的时候,他就是面对着人类的苦难、面对着自己的苦难背过身。 温家宝在一个星期前就说过:“请看看那些所谓的伟大的人物,他们现在都到哪里去?都烟消云散了。有的成为故事,有的甚至连半个故事都算不上”。 所以,笔者以为,那些阻止政治体制改革而鼓吹中国“先进的政治制度”、“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不能把选举看作是民主政治的标签”的无良论者,注定要被觉醒的中国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管其现在是否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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