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复出不透明，引咎辞职则无意义
秦建中
《瞭望》周刊一篇题为《多名问题官员东山再起，专家称复出存制度软肋》的文章肯定会成为热议的焦点。果不其然，腾讯网在刊载该文章不到二十四小时，网民跟贴评论就达到四万多条。
在此之前，山西洪洞县黑砖窑事件责任人的复出就引起了公众的质疑。而今年8月28日一篇署名“原国家统计局局长、现中海油高级研究员”的文章，让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一年多的邱晓华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
人们并不是怀疑邱晓华担任中海油高级研究员的能力，而是对邱晓华的复出感到莫明其妙。邱晓华已被双开，而且又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时间仅仅过了一年有余，他是怎样到中海油这家大型国企当上“高级研究员”的。
而山西襄汾溃坝事件发生后，人们对官员复出不透明的议论更是达到了高潮。因为为此事件引咎辞职的山西省省长孟学农早先辞过职，那是在2003年的非典中因瞒报疫情和防治不力而被问责的。当时，他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一起成为2002年《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颁布之后被问责的最高官员。
2002年颁布的《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规定了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2005年通过的公务员法在条例的基础上，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什么情况下引咎辞职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规定。
毫无疑问，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规定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大进步。因为在此之前，就是发生再重大的安全事故也没有为此而辞职。为了表明党和政府的决心和态度，责任官员的“官帽”都是被强行摘去的。
但是，人们注意到，被问责的官员虽然离职而去，但不久之后却又在其它领导工作岗位上重新任职。重新任职的官员有的是避了避风头，有的干脆连风头也不避一下。针对这种现象，问责官员的复出被公众讥讽为“官官相护”。
其实，官官相护的现象自古皆然。就是被“革去官职，永不叙用”的地方官员，风头过后，在官场潜规则的运作下，也有被起用的可能。而在今天民主法制制度健全的国家，官员一旦被问责，复出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而是相当困难。因为在竞选激烈的形势下，选民的选票很难再投向一个出现过“政治事故”的人。
中国被问责官员的轻易复出正是当前干部任用体制的不健全和不科学所造成。正如有媒体指出的那样，公务员法虽然对引咎辞职有明确规定，但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复出、相关程序如何履行等关键性和敏感性问题上却只字未提。
有人为引咎辞职的官员打抱不平，认为“对于一个本身颇有才能而偶然犯下错误的官员永不重用，这无论对本人和对社会都是一种浪费。”但是，更多的人则认为，官员复出的成本过低，便不可能达到以儆效尤之目的。
每起重大安全事故都是由血和泪水所铸成，官员引咎辞职不但是为政治担责，而且也是为道义埋单。在不公开、不透明、不民主的情况下被问责官员复出，不但给人一种视生命为儿戏的感觉，而且也对政府的形象造成了极大损害。
2008年，特别是九月份，问责风暴让一个个官员落马，可人们担心的是，一旦风暴过后，被 问责官员的复出是不是一如既往，“曲线做官”、“异地做官”等故事还是不是会照样发生。在重大安全事故中，逝者的生命已逝，而为此担责的官员却官帽如故，这种极不严肃的政治景观伤害的不仅是逝者而且更是每一个活着的人。从这个层面上，官员复出不透明，引咎辞职则无意义。事实上，不但是无意义，而且所形成的严重后果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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