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的社会化和化社会

 夏锋

    伊斯兰的化社会和社会化这个问题是几十年前陈克礼先烈首先明确提出的，他之所以明确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他深切地认识到了中国伊斯兰所陷入的困境，及中国穆斯林对伊斯兰产生的种种错误的认识。这从烈士在提出“让伊斯兰化社会、社会化，化大众，大众化。”这一战略性目标的同时所写的很多文字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今天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加以论述，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伊斯兰仍处于烈士提出这一问题时所面临的旧有危机之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走向开放以来的大环境与往日有了很大的不同，这致使中国的伊斯兰旧困未解又添新忧，自从以经济为中心的口号提出以来、随着中国在物质方面巨大的丰富与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深层的问题最大限度地显露出来：文化的困境、价值的失范、道德的危机、思想的混乱、这一切愈演愈烈势成燃眉。这种种的综合症表现在社会现实中给人们带来的是全面的冲击和压力、几成生存的困境，进而形成全社会带有普遍性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给整个中国人带来种种不良影响的同时、也给本来就危机四伏的中国穆斯林带来了新的冲击波。“一切向钱看”的口号之下形成的金钱人格同本来就扭曲了、异化了的残存“信仰”交织在一起在中国穆斯林的很多人身上产生了严重的危机，甚至有些人残存的“信仰”有时仅仅退化成一种“符咒”，一种继续做恶的心理保障机制和心理平衡机制。干了一件“功修”似乎成了人们等待真主恕罪的等价交换之物，成了抵消罪恶的挡箭牌。这样一来中国穆斯林中的不少人不仅使“虔诚”程度同普遍的善，公益没有成正比反而成了反比。这正是在很多所谓很有“教门”的穆斯林聚居区反而贩毒更为猖狂，犯罪更为严重的首要原因。长此下去怎么可能使伊斯兰在国人心目中产生好感呢？又怎么可能使中国的伊斯兰兴旺发达、长足发展呢？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我们重新提出“伊斯兰的化社会、社会化”，并加以论述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

一.“化社会、社会化”的文化背景及普遍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化社会”这一概念。“化社会”指的是一个事物找到 和社会的切合点，进入社会机制之中对社会产生影响和改变。而社会化是指一个事物在“化社会”的前提下最终通过社会的形式得到体现。（实现）。无论是“化社会”或是最终的“社会化”其中的最重要之点就在于该事物是否具有真正的社会性，及社会发展逻辑上的超前性和预见性。这里我们要论述的是伊斯兰的“化社会”与“社会化”的问题，因而我们首先要认清的是伊斯兰与社会的关系，或者说伊斯兰是否具有社会性的问题。

    所谓的“社会”所指的就是人类做为群体性生活的存在所组成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社会”同人类本身生存的历史阶段，发展过程有着相对应的复杂关系。从其阶段性方面讲大致可分为：氏族社会、部落社会、民族社会、多民族社会、国家社会、人类社会，另外从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进行划分还可以有多种划分方式，因这些不是本文主题，此不多述。我们要说的是不管怎样去研究人类历史，都无可置疑的一个历史事实是：超越价值、宗教信仰都是全世界所有文化和文明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核心。以犹太教、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圈，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阿拉伯中东文化圈，以儒释道三教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圈，以印度教、佛教为核心的印度文化圈被公认是当代世界上的最大、最重要的文明系统。单从它们各自的边界范围与文化的关系来看，就印证了我们的上述观点。文化和文明都是动态发展的，每种文化中的超越价值都是一个文明体系中的现实价值进一步得到发展的动力和导向机制，同时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相互之间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它们是相互影响，在不断冲突的过程中不断趋同与融合的。进入现代，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世界的结构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每一种原有的文明系统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每一个文明之下的人类群体也都经历着巨大的困惑、遭受着灵与肉撕裂的痛苦。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很多学者把它视为人类文化的转型期，也有很多学者预言人类的各个文明将会进入超越各自的范畴，得到普遍融合的状态，最后形成人类的世界化地球村时代。但不管从什么角度提出此论，宗教信仰，人类的精神价值达成一致都是这一人类最终理想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性本身造成了人类的巨大自毁之后的一种自然反应，而现代性中致命的因素就是以无神、世俗为核心的价值观。人类在二十世纪末吃尽了人自身带来的苦果之后，在后现代主义的汹涌浪潮中宗教价值的回归和凸显就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极富预见地做出了与此一致的论断。从伊斯兰的历史观来看，这种人类带有很大共同性的宗教信仰的价值回归，是伊斯兰普遍真理的进一步走向人类生活现实和历史实践的一种迈进。尽管这种迈进还带有很大程度的盲目性、不自觉性和复杂性。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见拙著《伊斯兰历史观与现实性》一文，此不赘述。在这种世界文化发展变化的背景下，从中国这个特定的地域看“伊斯兰的化社会、社会化”，它有着使面临“文化碎片”的中国文明得以重建，及使中国人的精神得到拯救的巨大意义。当然也有着前述的使中国伊斯兰本身走出“民族主义化”和“虚无飘渺的功修化”的困境，摆脱严重的偏狭和异化，得到本质性发展的重要意义。在现阶段“伊斯兰化社会、社会化”的现实设计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二、具体构想与设计

1、每个穆斯林的个体方面：

     使中国伊斯兰“化社会、社会化”是每个穆斯林义不容辞的责任，首先每个穆斯林从观念上必须认清：伊斯兰所要求我们每个人的信仰标准，决不仅仅是所谓的“宗教功修”，而是和每个人的社会责任高度统一的、信仰、功修、伦理等一切的总和。《古兰经》在界定人的存在本质和角色时所使用的代治者一词就是对这种统一标准的高度概括。《古兰经》中号召有信仰的人进入完整的伊斯兰的启示就是对进入这一统一，综合的标准最明显的命令和敦促。另外，《古兰经》中所具体涉及到的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的法律、原则及指导的普遍性和它在所有经文中占的比重等都无庸置疑地确定了每一个穆斯林“宗教的生活化，生活的宗教化”的重要原则，要想达到伊斯兰对每一个穆斯林所设定的标准，完成“代治”的使命，实现“宗教的生活化、生活的宗教化”的原则，每个人就应当从自我做起，真正改变传统的习惯思维，进行不断的自我改造和自我调适，让自己的信仰功修、伦理、社会责任真正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使自己宗教素质和带给他人的善成正比。另外，从另一层面必须认识到真主所启示给人类的真理的普世意义和其对“全世界的仁慈”的真谛所在，改变以往的民族主义化的对内是“一家兄弟”，对外是“仇视恐怖”的错误心态，在肯定信仰关系所形成的“兄弟”情谊时，更应肯定人类同宗同源的人类兄弟的关系。因为圣训明确告诉我们“人类是平等的”“人类彼此是兄弟，不管是互爱还是互厌”，另外《古兰经》不但从人类的起源就肯定了这一基本思想，还从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上确定了人类都得到过真主的引导，因而从文化传统的意义上也具备普世的大同基础和人类亲和的共同价值和文化“基因”。基于以上的认识，做为一个中国的穆斯林，应主动放弃历史上人为的悲剧留下来的民族仇恨和陈见，用全新的、博爱的、友善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中国人，用自己的真正的信仰者的人格形象和自己赤诚真挚的信仰情怀真正去关怀处于失去信仰、价值失落之后陷入深切的痛苦和迷失中的每一个人，并用言传身教体现伊斯兰的价值，感化更多的人，让他们也能和自己一样进入真主的恩典之中，享受正确的信仰带来的雨露阳光，真正实现“民我同胞，物我欲也”的伟大的伊斯兰人的人生价值和社会理想，使自己的信仰得到全面的实现，获得今生和后世的两世幸福。

2、伊斯兰文化的精英方面：

    对当代中国伊斯兰的文化精英来说，首先从中国伊斯兰的历史和现实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认清现实，必须认识到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复杂因素所形成的“中国少数民族化”的伊斯兰生存状态，已经危机四伏势成燃眉，应当把更多的精力用来寻找伊斯兰发展的突破口和出路，而不是不厌其烦，长篇累牍地去在历史的故纸堆中寻找自己曾经存在的形式和走过的历史的理由、借口和合理性，甚至老是沾沾自喜于自己过去的某些“辉煌”，以此了以自慰，漠视现实。历史的必然性不等于价值判断的应然性，更不等于现实选择的天经地义的理由。我们眼前的巨大现实是：中国伊斯兰的载体穆斯林中大部分人由于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同中国整体社会生活的一体化，经过相融和相汇后，从而导致了全方位，大面积的尤其是年青一代的信仰危机和淡化，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在信仰，功修和社会生活之间彻底脱结。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信仰”则成了情绪化的民族情结的外包装和借用的工具。尤其严重的是在一些历史上发生过民族冲突和矛盾的地区，穆斯林并没有象哲赫林耶的第七位教领马元璋先贤那样真正吸取教训，正确调整中国伊斯兰、中国穆斯林与中国社会主体民族的关系，而是强化民族的矛盾，加深民族间的仇视和对立，这样一来这种矛盾成为了中国主体民族更加远离和误解伊斯兰的直接因素。如果沿着这样一种轨迹继续走下去，历史的悲剧完全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有可能重演，并且与以往传统的封闭的社会背景下所导致的悲剧不同。更大的危机在于：我们尽管可以人为地继续把伊斯兰圈在回族的圈子内，但要想把回族人都继续圈在伊斯兰的圈子之内已经是远远不可能的了。这一论断只要是明眼人，只要是真正关注伊斯兰使命的人，真正懂得社会学常识的人是不难看到的。因而作为有一定认识能力的中国穆斯林文化人士,应当以整个中国社会为视野，从文化战略的高度去重新审视伊斯兰的真正出路。陈克礼先烈所提出的让伊斯兰“化社会、社会化”这一副有远见卓识的远大目标是真正值得我们重视和再思考的时候了。

    首先我觉得我们应当把伊斯兰“化社会与社会化”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有机过程，而不是两个有明显时间分界的不同段落。前一时期在中国穆斯林文化人士中有人提到“伊斯兰只能化社会，决不可社会化”的主张，这种主张多半是因为对“社会化”（信仰价值而不是个人）这个概念没有搞清楚或有所误解，其言下之意无非是误认为“社会化”就是盲目的跟随社会潮流，失去自我。根据我们前面按社会学公认的术语对“社会化”所做的简单定义，可知这完全是两码事。在这儿之所要提出上述主张，一是要使大家统一概念，避免概念不清造成的误解，二是要对以下的论述做一铺垫。为了使我们对伊斯兰的“化社会，社会化”有一个本文所设定的实际内容的全面了解，也为了论述的方便和清晰，我认为从中国穆斯林文化精英方面而言，至少为实现这一使命应做下列的工作：首先第一步是理论的创建，因为任何形式的社会实践要使它具有真正的有效性、连续性和持久性，都离不开正确理论的指导和引领，当然对穆斯林来说所有的理论的基础和核心是《古兰经》和《圣训》，然而在这儿我们所说的理论是以伊斯兰的“化社会和社会化”（这本身就是《古兰》、《圣训》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目标的结合现时代的对《古兰》和《圣训》的时代意义，现实指导的再理解，再发挥和再运用。我觉得这种理论的创建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以《古兰》和《圣训》为精神原则，通过现实深入的论述，使中国现有的穆斯林群体逐渐能够真正地正视自己，改变自我同中国社会的关系，能够产生真正的“中国人”的主人翁意识，能够自觉地摆脱“少数民族化”和“边缘文化群体”的意识，积极地以伊斯兰的救世，爱人的情怀成为一个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和社会普遍正义价值的捍卫者，传播者。另一方面是，既然我们的理论目标是伊斯兰的“化社会、社会化”那么就应当把中国历史、现实的种种文化得失广泛全面地纳入我们的视野，尤其是对中国人当前的精神价值的困境应进行全面深入、细致准确的探讨，找到其复杂的社会、心理文化各方面的产生根源，同时以伊斯兰的信仰原则和全面的精神价值为依归从正面得出根治的方案和现实的、让真正是有良知和健全理性的人们易于明了，乐于接受的出路和选择。做为一个信仰的传播者，无论从我们的信念来讲，或是从所信仰的伊斯兰本身来讲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都属于伊斯兰“化社会、社会化”理论的其最基本的价值内涵，这也是伊斯兰完全能做到的，因为它是来自全知的、造物主的全面引导。对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见拙著《伊斯兰的历史观与现实性》一文，此不重述。

    第二是在理论创建的同时做出各种有效的理论传播的社会实践，实践的方式中最应当注意的是始终以和平的、善意的，文化的方式为主体，以现实的可能性为标准；以长远目标的设定和短期目标的确立为结合。要知道一种普世意义的价值传播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必须寻找主体民族中的具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精英为吸收对象，进而成为传播、交流、对话的主体。另外在和别的不同文化观念的群体交流之中应做到真正的以诚相待，客观公正，相互尊重，因为对每一个负有社会责任感和良知道义的人来说，无论认识的对与错，片面与全面，但至少主观上是善意的，是追求着同一种普世性真理价值。对这样的人只要确实客观上能给他拿出让他信服的更高真理，他很快就会能成为无比坚定的信仰者和传播者。当然要详细叙述实践方面的原则，方式和态度，这是一篇短短的文章所无法做到的，在此只能拉杂地说其大要而已。至于为伊斯兰的“化社会、社会化”这一使命的理论创建和现实传播所应有的文化精英的素质要求，我信奉这样一种说法：一种历命的目标设定本身就决定了使命承担者的标准。因而对其信仰、功修、奉献精神、知识结构等多方面的要求标准此不多说。

三、结 尾

    二十一世纪在不知不觉中已把我们纳入它的怀抱，如何正确地面对这一新的世纪，如何真正实现穆斯林做为“代治者”的历史角色，这完全取决以我们是否真正不浪费真主赐予我们最可宝贵的智慧和机遇，用我们的奋斗使伊斯兰之光照射到人类生存的更多层面，给人类重新带来灵魂的光明，全新的生活指导。人类在二十世纪时所遭受的所有的黑暗和苦难，所有的挫折与失败，已给人类精神的深处种下了渴望光明与拯救，期盼新生和超越的强健的种子，这在客观上已给真正有价值的真理的张扬打下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只要我们真正地能够以关爱人类，关爱世界的态度去积极地努力，一定能够完成让伊斯兰“化社会、社会化”成为人人的灯塔的伟大使命，因为真主是我们的最伟大的后盾。最后让我们能够有所共识的每一个穆斯林共同为几十年前提出让伊斯兰“化社会、社会化”这一伟大目标的先烈陈克礼共同祈祷，祈求主提升他在乐园中的品级！

阿敏！

                                                                                                    2001年6月3日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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