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当代大学的种种不是，谢泳绝对不是第一个发难的人，但有人说他是第一个受益的批判者。
但我更愿意怀疑持受益说者的动机：去了大学就一定好吗？
大学到底是要学术还是要学历？本来这属于弱智者回答的问题。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制度框架没有松动的前提下，回忆和呐喊都是隔靴搔痒。当然，对一个启蒙尚未完成的年代，呐喊和回忆是时刻都必要的，问题是放在学术视野中，许多研究者仍然在老牛拉旧犁，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壁垒，貌似感伤却毫无用处。
但谢泳却轻松地把旧犁扔在了山西故地，读他的不同时期写的文章，尽管关注的对象相同，但得到的痛快却与时俱进。
读他早年的《1949自杀》，我钦佩作者的胆量，他真敢揭开历史伤疤！
他的《血色闻一多》让我了解到小时候让我义愤填膺的语文课本上的《最后一次讲演》竟然是个残品。
后来的《从院士到学部委员》，我觉得这是中国教育主管领导最应该看的书。
到了《1949年前相对论的传播及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我开始欣赏这个山西大汉的学术机灵劲儿了！
每年的八九月，关于大学是非的争论就跟瘟疫一样先是在家长们的口间心上传播，接着就在各大媒体肆虐。这一次，不喜欢重复的谢泳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西南联大的当代意义》
主讲：谢泳 厦门大学教授
首播：10月4日周六14：05分凤凰卫视中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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