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东方网报道，9月30日，中国驻英使馆傅莹大使在英保守党伯明翰年会期间举办的论坛上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政策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傅莹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关键看政府的决策过程是否民主，政府是否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她表示，西方民主制度在特定国情的土壤里和相应的经济、社会基础上发展顺利，但是世界上移植西式民主的国家并非都是成功的范例。“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初期，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用西方模式衡量和要求中国是不适宜的，要求中国采用西方民主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傅莹表示，中国并不完善，在公正执法、公平分配等方面还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所以中国才一再强调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她说，西方民主脱胎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几个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步成熟起来。但英国在工业化初期也做过不少侵害殖民地土著人权益的事。西方在妇女选举权、少数民族等问题上也走过漫长的道路。

傅莹大使的观点，是对温家宝总理在参加联合国全体大会期间接受美国CNN的采访时谈话的承袭，无疑是值得重视和肯定的。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民主、自由、人权这三个词，在中国大陆成为忌讳的词语；特别是对不少官僚来说，见到它们就神经绷紧，如见蛇蝎；谈到它们就如临大敌，谈虎色变。尤其在这三个词连起来用的时候，不少人就要咬牙切齿：你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想颠覆中国？！

如今，无论是我国最高行政机关的首长，还是我驻外使节，对此都能很自然、很适时地予以解说，本身就代表了中国民主、自由、人权的一种进步。

事实上，作为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人权，西方世界先行了一步，有着比较优良的探索和成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世界的民主、自由、人权就已经非常完善，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民主、自由、人权作为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尚在不断的进步和探索过程中。而西方国家在实施这三个词时，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毛病、缺陷和弊端；西方各国，也在不断地改造着自身。

同时，西方各国在民主、自由、人权的实施过程中，也不是整齐划一的。比如，美国的言论自由程度可能就超过德国；在福利方面、劳资关系方面，北欧与美国大有区别。民主制度传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实施的效果也很有差别。比如亚洲，印度实行民主制度多年，却仍然没有让她崛起成为东方大国。而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早就说过，日本等东亚国家始终是一党执政，因此不是西方人眼里的民主。中国的台湾，由于陈水扁的贪污腐败和玩弄民粹，更是将民主政治的本来面目摧毁得一塌糊涂。

但是，这些都不能证明民主、自由、人权制度比专制、独裁、奴役制度要恶劣；更不能成为抵抗、反对、拖延民主、自由、人权制度建设的理由。之所以说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还因为不仅仅在西方资本主义理论中可以找到它的价值，也能够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乃至中国现在的科学发展观中，找到它的价值。

西方各国在民主、自由、人权的实施过程中都有千差万别，就更没有理由一定要中国按西方的某一种模式去塑造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中国有理由、有必要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自由道路。

最近，笔者在凤凰网看到宋鲁郑先生连续发表的两篇文章，其一为《留学海外，何以就会不喜欢民主？！》。该文中，说绝大多数留学生或者认为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或否定西方民主的普世性和西方把民主工具性、功利性的做法。他用2008年当西方以人权为大旗而与中国对抗时，绝大多数留学生甚至包括长年在海外的华人都站在中国一边的例子，来说明其“除了西方直接豢养的专业民主人士外，对西方民主持肯定态度的海外华人寥寥无几”。事实上，该例子并不能证明海外华人和留学生对西方民主持反对态度，而是大家出于维护本民族利益的需要，正如抗战时期举国抗日一样。至于民主，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常态，在来去自由的国策下，一旦国内的生存环境令自己不满意，时刻可以回到民主世界，中国的民主与否，实在与他们关系不大；而他们在海外生活，更需要中国的形象为自己撑腰，谁也不希望自己总生活在歧视和嘲讽中。

相反的，宋鲁郑先生说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批评意见都来自国内；笔者认为，是因为国内的人必须在中国生活，民主与人权的环境感受深切，而且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事实上，大量归国的留学人员，至今也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来说明西方的民主政体不如中国，也没有提出什么推动中国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之良策，只是一味地瞎喊而已；笔者曾著文揭露过，其中不乏以“爱国”为牟利手段的“海归”；爱国，其实与他们无关。

宋鲁郑先生另一篇文章叫《一个甲子过后的中印对比说明了什么?》，说60年发展过后，印度和中国相比不仅经济大幅落后，政府更为腐败。宋鲁郑先生得出结论：中国的制度要胜过印度的制度。但令他感觉不可思议的是：何以一个比中国贫困和腐败的国家的人民，仍然对自己的制度持肯定态度？他归咎于民主制度的洗脑能力超乎想象。笔者认为不是民主制度能洗脑，而是在于民主制度，人的权利和自由能得到保障。飞翔在天空的鸟，它一定不会羡慕关在笼子里的鸡。

在此前的博文中，笔者严厉批判过司马南和张五常。司马南诋毁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普世价值，总是用落后的国家和过去的生活来论证他的“道理”，从不正视自己的国家已经发展到必须用民主、自由、人权才能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现实；张五常则可能因为在美国涉嫌犯罪至今被通缉的缘故，大肆讨好我国政府；在我国领导人都公开承认“的确在某些地方和领域，我们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会继续努力，促进和改善我们的人权”，他还要将马屁拍到“中国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如此令人作呕的程度。他用自己儿子在美国加班为例来反对《新劳动法》，却泄露自己儿子是自愿加班工作；而美国法律却保障了他儿子可以不加班在内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但中国劳工却还没有这些权利和自由。

既得利益者总是高高在上，一手紧紧抱住自己的优越，一手剥夺尚在底层的人们基本权益，呵斥他们：“你们已经够了，知足吧！”甚至于还恨不得将底层的人们踩入地下，以保障和彰显自己的优越。这其中，就包括持“对西方民主持肯定态度的海外华人寥寥无几”论的人们。当然，笔者并不愿意将宋鲁郑先生与司马南、张五常等同；笔者读过宋鲁郑先生的不少文章，很多文章是闪耀着人性光辉的。

而事实上，宋鲁郑先生的结论是“中国的制度要胜过印度的制度”，但没有否认中国要改革，要进步，要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自由道路。笔者在2008年9月7日发表的博文《中国式民主饼干与天空里堂皇月亮》中说：“民主就是民主，管它什么西方的、东方的，或者是太阳系某个星球上的，只要对中国有利，对民族有利，对老百姓有利，就是好的。笔者呼唤和追求对中国有利的真正民主；深恶痛绝的是，一些人用种种借口愚弄老百姓——当然也包括愚弄笔者，从而达到抵制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愚弄和鱼肉百姓的目的”。温家宝总理9月下旬在参加联合国全体大会期间接受美国CNN的采访时说：“世界上民主的形式是多样的，重要的是实质。这就是说，不管民主的形式如何，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才是最重要的”。9月30日，中国驻英使馆傅莹大使在英保守党伯明翰年会期间举办的论坛上说：“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关键看政府的决策过程是否民主，政府是否服务于人民的利益”。笔者在这里并不是想借他们的言论来抬高自己，只是想籍此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一个民众的观点和国家总理、驻外使节的观点如此一致，首先是因为都没有私心的缘故。心底无私才无畏，敢说话，说真话和实话，敢说敢当。

笔者曾经说过，中国可以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在2008年里实际上已经显示了出来，并且证明了它是可行的。在从四川地震到毒奶事件发生，国家领导人多次指出了几个方面的必要性：信息公开；问责制；新闻监督；道德教育与规范化。实际上，今年里，中国已经初步走上了这条道路，尝到了这些做法的甜头。可以说，中国的民主化已经有了长足进步；这些，或者也可以被视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是，现在中国老百姓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西方民主的问题，而是体制内一些既得利益者要不要中国特色的民主、自由、人权的问题。尽管胡锦涛早在2004年8月的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中，就阐述过邓小平“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理论，并强调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但四年过去了，仍有势力雄厚的人来假借批判西方民主的幌子，诋毁、阻止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道路的求索，给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制造重重障碍。

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主、自由、人权并不是西方世界的专利，而是进步人类务必享有的权利。宣扬西方民主，是让人们更好地认识民主真谛；能建立一种比西方民主政治更优秀、更能让老百姓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的政体，应该是中国所有民主自由人士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自己的体制被证明落后于西方的时候，嘲讽和批判西方都显得外强中干、苍白无力。

是的，中国不要西方民主；但中国，一定要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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