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以伟大诗人泰戈尔的一段话开启本文。

“人类的产品，不管它们是从哪儿创造出来的，我们从中理解和享受到的一切，无论其内容是什么，立刻就成为我们自己的了。当我能够欣赏别国的诗人和艺术家，就像本过一样，我为我的人性而骄傲。让我感受那种纯粹的欢乐----人类一切伟大的光荣都是我的”

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从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从1776年北美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到1948世界人权宣言，从1945年联合国宪章到1990年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1995年哥本哈根宣言，人类经过不断地探索，经历了流血的革命，获得和确认了普遍的价值，包括人权、自由、民主、和平，即尊重人权主义、和平的生存权、多样性和宽容性、可持续性等地球规模的普遍价值。这恰恰就是南方周末党国英所作的“立足民族特色 拥抱普世价值”中所提到的“人类文明的核心”，“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以及由这些准则所规定的基本制度。”如果没了这些我们以血来捍卫的价值，那么活着是为了什么？人类还有什么目标？人类的历史还有什么内容？我们还会有什么实现“共同的人类大同社会”的目标，我们又怎么会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那我们人类的存在和自然界中其他的存在又有什么区别和特殊意义？我们跟无理性的动物又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主要诞生于西方文明的产物的人类文明的核心的东西，就必然有点类似于近年“生物入侵”导致严重危及我国淡水湖泊的“水葫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为什么西方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被看做是西方文明强加给人类文明的东西？为什么他敢说基督教就是没了宽容，就非此即彼？他了解西方传教士的精神执着和历史？他怎么敢说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标准没有了宽容和自由？就是与其他地域文明相对立？就是为了排他性地摧毁其他文明？难道此方的人和彼方的人不是属于同一“人”的概念？就非得一个是吃肉一个是吃草？就非得一个是知廉耻一个是不知廉耻？非我族人必为异类？此人和彼人就不能有了共同的愿望和目标？党氏的文章什么时候完全自废武功了？恰恰相反，党党氏主张“人类普世价值的存在，不否定各民族在迈向文明未来时保有自己的特色文化，也不否认各民族根据自己的现实选择前进的节奏和行动的策略；相反，离开了民族的特色文化，放弃了前进节奏和行动策略，任何一个民族都将丧失前进动力。”“人类本是一个大家庭。一个民族，疆域不论大小，历史无拘长短，只要其告别蒙昧时代、走向文明未来，就必然要尊重人类普世价值，和世界各民族携起手来，共同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

“人类的普世价值并不是抽象的浪漫主义幻想，而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具体的行动准则。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这样一些制度范畴不仅是人类获取自尊、独立和富裕的手段，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福利的组成部分。可以更决绝地说，这些制度范畴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所能达到的最高文明境界，任何民族都将获得这样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为什么“积极创造、开掘自己、果敢拥抱，更快”就不对了？难道发展就是为了单纯的经济增长？ 就不能在穿衣吃饭以外有了理性？有了社会性的价值？有了自由的要求和尊严？人活着不是为了自由是为了什么？难道我们对人类文明有了实质的认识，然后去拥抱人类文明的实质就是错的？亚里斯多德阐述到“财富不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终极之善。因为财富不过是为了其他之物的手段。”。其他之物就是人的自由。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的目标是人的发展”。“就是人的自身可行能力的提高和可供选择范围的扩大”。“就是创造人们享受长寿、健康、创造性人生的环境”。 财富不过是手段。自由民主不再是抽象的幻想，它是摆在我们眼前的发展目标，既是我们直接构成我们的精神福利，同时又是我们追求其他福利的工具性手段。阿玛蒂亚．森划时代地指出“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发展的过程就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自由不但是工具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我们作为人尽快地为我们自己的生存创造更高级的环境、制度、目标怎么就招惹了司马南？难道他不是人？

对人类的发展他理解了多少？他知道不知道从1960年第一个开发十年以后，国际社会对人类发展问题的探索？他知不知道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第一次确定了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观？知不知道1990年为标志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最终取代了以经济增长主义为中心的发展观？他知不知道OECD的DAC发表的“1990年代的开发协作”报告（1989年）中第一次提出“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ant）的概念？他知不知道1995年哥本哈根宣言中第一次正式确定“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发展概念？他知不知道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高峰会议三大主题之一是社会分裂的避免和社会的融合？知不知道哥本哈根行动纲领？他知道不知道这几次标志性的文件对人类发展的指南意义？(关于发展问题可参考本博客的系列文章) 我们之前提出的现代化来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现在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来源于联合国的指导。

    十分不幸让司马南难堪的是，正是以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改革与新思维，以及“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结束了冷战。也正式从此开始开辟了全球化的时代。以市场化为基石的全球化成为新的时代的动力。我国的改革开放、市场化路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取得了进展和今天的成就。同时也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呼应。司马南对戈尔巴乔夫的“大我”之意能理解多少？司马南了解冷战结束给人类的意义吗？

另一方面，作为全球化的三大内容，除了经济全球化以外，信息全球化和价值全球化也包含在其中。必须承认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光，还有影。全球化对传统价值和本土文化造成了威胁。但是没人能将经济全球化和价值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割裂开来。除非中止经济全球化。但是经济交换和劳动分工的力量的不可阻挡性又使得经济全球化的中止成为不可能。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能以主体性的方式，尽快地融合进去，使全球化的好处能普惠到中国。事实上，1999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已经提出了将全球化普惠的问题作为最重要的课题。让司马南不能逞心如意的是，我们面临着价值全球化的问题。我们的命题已经开始必须从是否全球化置换到以什么方式和接受什么样全球价值的课题上来。无论是应对经济全球化还是价值全球化，其实我们都已经是很被动。已经付出代价，甚至并没有享受到多少全球化的好处。要是照着司马南的见解，我们只好硬撑到底，到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连民族特色一点不留地被动普世了！就如朝鲜一样，不接受经济改革开放的结果就是被国际社会抛弃！甚至连一个人的国家都算不上！未来最后会是什么结果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要创造条件、开掘自己来改革开放和争取将全球化普惠到中国的命题的意义和实质。

还有，不能让司马南逞心如意的是，关于普世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接的问题，这也不是司马南能决定的事情。普世价值或者是最接近普世价值的制度，在对接到中国的时候，是不是对中国或中国人民有害的，或者是不是可能使传统和文化消亡的事情，必须由正在被涉及的人民拥有机会自己来决定自己该选择什么！“必须允许人民自由地决定那些传统是他们愿意服从的或不愿意服从的”（阿玛蒂亚．森）。必须让人民自己决定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以及理解为此必须承当的代价。而不是司马南这样的卫道士单方面决定拒绝普世价值！我们通过交流、辩论、讨论、批评及持有不同意见，才能在知情和摆脱束缚的基础上形成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也可以利用政治上的权利公开表达来展示我们所珍视的东西并要求其得到重视；也可以推动有关反应民意的政策选择过程。而为了让人民参与决策的公共决策方式的立足基点恰恰正是自由、民主、公正、开放、宽容等普世价值。实现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难道就错了？什么时候我们放弃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

普世价值不是在具体的形式，它追求的是实质。民主主义和民主制度不是一触而就，只要真正的民主精神还在，民主主义和民主制度就会不断前行。20世纪前半期民主制度经历了回潮和短暂的失败，二战后也积累了民主的赤字。但是，更成熟的民主制度开始在西方建立。政府+企业的双主角的民主运行方式在向政府+企业+市民社会三主角方式转变。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放弃民主，而是实施更加成熟的民主。泰国、印度、菲律宾拿来了，运作的不好，那就让他们进行的更加成熟的民主！不是民主本身不好，而是没有进一步的民主。民主制度在前行，我们不再单单是原来印象中的民主制度的实施问题，而且新的前行了的民主框架也要我们与时俱进。党氏的文章从来没有否认历史条件。关键一个是有条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上，是不是无视，是不是错过？一个是没有充分的条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上，是不是创造条件，是不是开掘自己。全球化的动力学已经开始发动，时不我待！

人类文明是构成人类文明的所有地域文明共同努力创造的结果。构成了人类文明的精神实质的正是司马南所反对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博爱。正是这面大旗指引了200多年来的人类发展的政治历程。人类文明是共同参与的结晶。任何民族或任何地域文明都以能为人类文明的构筑做出贡献而自豪！如果说普世价值是西方文明的产物，那不是他们的耻辱，反而是他们正盼望的事情。如果说西方文明中的精神主题---自由、平等、博爱同时构成了人类文明的精神硕果，那只能说明西方文明进步的脚步最接近人类整体的进步水平。西方文明的结果和世界文明的脚步重叠在一起。中国文明中也有民主的因素，也有无为而治，也有民为本。民为本，归根结蒂是民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更不是主体的。那是统治的哲学，同时也没有成为实践中的民主政体的榜样。西方民主作为实践的先驱，为什么司马南就见不得人家的进步呢？为什么死抱着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大旗孤独发抖呢？如果司马南还能承认人类文明的话，而对西方文明还不认账的话，他大可指引着我们的民族取代西方的民族为人类文明做出引导人类文明前行性贡献，那时候他大可说西方文明是按东方文明的路来前行的。

再一次强调我们交流、辩论、讨论、批评及持有不同意见，才能在知情和摆脱束缚的基础上形成我们的价值观念。国际社会是不是采用西方文明的硕果，也是国际社会共同讨论的结果。国际社会的讨论和曲折前行的结果，从来就没有背离联合国宪章，也没有背离世界人权宣言所指明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主线。随着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急速进展，新的全球性的国际性的课题出现在人类所有人面前。要求我们超越了狭隘的国家、地域界限来共同面对这个挑战。没有这种普世的价值观我们人类、我们世界人民就没有了共同的课题，也就没有了共同面对世界困难的共同努力的价值标准，也就没了共同前进的方向和必要。司马南很能说，也很能写，大可到国际论坛上去大骂一顿，既满足了他本人的变态饥渴，也能把他的价值观加到国际社会之中，把他的普世哲学加到国际社会中，那么如果他的道理被采纳了，那正可成就了东方文明给世界文明的贡献。

与司马南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粹主义形成对比的是，在新的全球性的国际性的课题的挑战面前，除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官方国际通过讨论排除狭隘以接受挑战以外，超越了国境，完全从本身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地域主义脱身的全球化市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e）和超越国境的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已经开始诞生。他们已经在为21世纪的民主主义在战斗。1995年3月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高峰会议811个非政府机构（NGO）代表2300人列席了会议；有12000人NGO代表及其他人士参加了同时在Holmen海军基地举行的“NGO论坛95”，并提出了另一个哥本哈根宣言。他们根植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在和官方的国际社会一起为人类文明奋斗。1999年全面禁止对人地雷条约生效，是第一个在非官方国际机构框架下达成的国际条约；2002年国际刑事法院设立规程生效，是国际NGO参与联合国外交的典范。超越了狭隘的人的概念，立于大我精神的全球化市民社会为了自由、平等、博爱而自发地奉献。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要不要普世价值的时代，而是我们怎么样为已经在普世价值指导下的国际民间和官方社会中贡献我们自己力量的时代。只有在人类文明中抓住机会、创造条件，参与、奉献，才能让我们不仅将人类文明普惠到中国，而且让人类文明更加普惠到全世界。我们只有加入到人类文明的共同进程中，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人类文明才是我们的使命！只有为了人类共同的中心价值创造自己的贡献才是我们的自豪！

对做井底之蛙，一定要割裂人类共同体，如何违背人类大同目标精神之本相的行为，我们认识的很清楚；做井底之蛙将自己隔离于国际社会和人类文明之外是什么结果，我们认识得也很清楚！

说司马南无知是说他不懂人类的历史，说他无耻是说他是鹰犬。

最后让我们分享这样的境界：“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进入那自由的天国，

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罢。”（泰戈尔 吉檀迦利 诗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