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建立新中国开始,被反复渲染的那一句著名口号，就是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在事实上，在毛的时代，站起来的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而其他的人（包括与他一起“为人民打天下”的中共元老及后来也被粉碎的林彪、“四人帮”集团）全部匍匐在他的脚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其身后，也只是从“家天下”到“党天下”而已。

传统中国的“家天下”，大多是依靠血缘法统（皇家）和非血缘道统（儒家）来维系的。号称“奉天承运”的皇帝和皇族，以血缘关系确立和传递法统。但他们只是法统的创立者和传承者，而不是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来自一代代儒生。他们把儒家学说所描绘的社会秩序奉为“行天道”。所以法统政权的维系和运行，必须依靠按照儒家意识形态的标准选拔的“家天下”执政代理人来完成。尽管代表道统的儒生集团只是法统家天下皇权的统治工具，但是由于道统和法统的分离，儒生出身的代理人集团多少还能够借助道统、伦理来制约法统权力。儒生集团也许在官场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但是他们所维系的道统却历久而不坠。而且每一代有作为的皇帝，在挽救其被宦官集团或外戚集团弄得危机四伏的“家天下”时，都要借助于道统的合法性及其儒生官僚集团。

而执政后的“党天下”，将“家天下”时代相互分离的道统与法统──即意识形态和政权──合并为一：党魁既是道统的创立者、权威解释者，又是政权的唯一占有者、行使者。“党天下”的道统即马列主义最后归结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其政权也集中在党、政、军合一的毛泽东个人身上。这种双重身分的合一，创造出一种准政教合一的、极权程度更高的体制。执政的官僚集团也是法统与道统合一。再没有了法统之上的道统权威对执政权力进行哪怕是表面上的制约。从此，中共的每一代法统接班人，都要在道统上将自己奉为圣人和理论宗师，也都把党、政、军的最高权力集于一身。

对于1949年之前的历史来说，这是一个见证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日子；在1949年10月1日之后，这是一个国家形成一致的制度与主权认同的日子。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在分享“黄金周”带来的安逸和舒适之时，重温作为站起来“中国人”的价值和意义，对我们这个“以人为本”转型中国家的人民尤为重要。

从天文纪年的角度来说，10月在中国是美丽的秋天；而从政治纪年的角度来看，10月1日是一个新的开始。在2008年的大多数时间中，13亿中国人用自己的行动方式记录了自己的故事，13亿中国人用真诚感动世界。

2008年，中国人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雨雪冰冻自然灾害，更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的惨烈伤痛，自然的巨大杀伤力毁灭了一些同胞生活的家园，也改写了亲情、友情和爱情的生死距离。但是同时，国人的努力也在改变生活：中国人按照对世界的承诺，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和北京残奥会；中国人立足自身的科研水平，成功完成神舟七号载人航天任务，并实现了中国人的第一次外太空行走。

如果说2008年的国庆日还有什么特别之处，那么就在于今年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这场狂飙突进的历史运动是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决定未来中国人生活以及与世界关系的一次深刻变革。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度过新中国成立59周年的日子，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那就是对于人之尊严、命运和权利的关注，是促使我们不断超越自己，选择学习与革新的真正力量。

当然，所有宏大的历史主题，都会最终归结为个人的命运。无论是在雨雪冰冻灾害中，还是在汶川大地震的国殇以及让人心痛不已的结石奶粉事件中，抑或是鼓舞国人的奥林匹克盛事、神舟飞天梦想中，历史的评价标准都在于中国人是否从中趋利避害，求仁得仁，求爱得爱。这其中既有临危互救之师生，也有敢于超越之健儿，更有无私奉献的志愿者、慷慨助困的普通人。他们的选择未必得益于当时，却可以造福他人后世。这恰恰也是与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联系在一起的。让全体国人体会共和国所带来的尊严，分享发展所体现的好处———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

今年的国庆节，与以往有所不同的，还在于人的价值更加鲜明地从经历的灾难和荣耀中洋溢出来。我们既痛惜或鼓舞于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但更珍藏这一切中所体现的关爱、尊严和自信。因为走过这不平凡的一年，“中国人”超拔于一个有共同历史的称呼，而越来越成为一个有共同故事的称呼。它决定了我们拥有共同的物理疆界、文化传承、起居习俗甚至是思维方式，也决定了我们可能个人命运迥异，但都是国家命运的一个部分。我们既要有“一人不安，举国难欢”的担当，也要有系万民于一身的勇气。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每当他阅读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他总能被内容深深打动，并得到一个结论：“叱咤一时的伟人最后都消失了，只留下一个故事，甚至是半个故事，只有人民才能创造历史、书写历史”。

2008年，通过幸福和灾难的总结，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国家必然会在历史中寻找到“中国人”终极价值，这值得让我们在新中国成立59周年之际共同仰望和思考未来。

“万岁”一词是怎么成皇帝专利的？

宋人高承曾谓:“万岁，考古逮周，未有此礼。”此说颇有见地。“万岁”与封建帝王划上等号，成了皇帝的代名词，是有个发展过程的。

在甲骨文中，无“万岁”，亦无“万寿无疆”的记载。在西周中、晚期的金文中，每见“眉寿无疆”、“万年无疆”(与“万寿无疆”同义)，并亦有“万寿”的记载。但是，它并不是专对天子的赞颂，而是一种行文款式，铸鼎者皆可用。诸如“眉寿周邦，是保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永享”，“乙公作万寿尊鼎，子孙孙永宝永之，“唯黄孙子系君叔单自作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显然，这里的“万年无疆”云云，不过是子孙常保，永远私有之意。这一信息，我们从我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中，也不难窥知。固然《大雅·江汉》中有“天子万寿语，表示了人们对天子“万寿”的祝福。但是，更广泛的意义，则不是这样。

《幽风七月》:“跻彼公堂，万寿无疆。”《小雅·南有嘉鱼·崇丘》:“南山有台，北山有叶，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七月》中的“万寿无疆”，是描写年终时人们在村社的公堂中，举行欢庆的仪式后，举杯痛饮，发出兴高采烈的欢呼。至于后二首，无非是见兴比赋。所谓君子，朱熹谓:“指宾客也”若然，这里的“万寿无期”、“万寿无疆”都是诗人对宾客的祝福语，很可能是当时人们口头上的家常便饭。

从战国到汉武帝之前“万岁”的字口眼尽管也常常在帝王和臣民的中出现，但其用意，可分为两类，大体上仍与古法相同。其一，是说死期。如:楚上游云梦，仰天而笑曰:“寡人万岁千秋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泣数行而进曰:“大土万岁千秋后，巨愿以身抵黄泉驱缕蚁。”刘邦定都关中后。曾说:“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戚姬子如意为赵王，高祖忧万岁之后不全也。又“万岁之期，近慎朝暮”颜师古注谓:“万岁之期，谓死也”这就清楚地表明，不管是楚王的仰天大笑说“万岁千秋”后也好，还是安陵君拍马有术所说的“大王万岁千秋后”也好.以及刘邦在深情和为小儿子赵王优心忡仲不同场合所说的“万岁后”，都是表明死后。

这跟普通人称死，只能说卒、逝、谢世、不讳、不禄、陨命、捐馆舍、弃堂帐、启千足之类比较起来.虽然显得有点特别，但与后来被神圣化了的“万岁”，毕竟还是大相径庭的。其二，是表示欢呼，与俄语中的“乌拉”颇相近，请看事实，蔺相如手捧稀世珍宝和氏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

至汉武帝时，随着儒家的被皇帝定于一尊，“万岁”也被儒家定于皇帝一人。从此，“万岁”成了最高封建统治者的代名词。稽诸史笈，这是汉武帝精心炮制的政治谎言的产物。史载: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糇氏，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 翌日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登礼不答。”“呼万岁者三”，谁呼的，荀悦注曰:“万岁，山神称之也”原来，是神灵向汉武帝高呼“万岁”，以致敬礼；而且，汉武帝向神灵致意还礼，无不答应，真是活龙活现！汉武帝为了神化君权以强化封建专制而编造的“咸闻呼万岁者三的神话，成了后世臣民给皇帝拜恩庆贺时，呼万岁”——雅称“山呼”的不典之典。

十五年后，亦即太始三年二月，汉武帝又编造了一个更神乎其神的谎言。他声称“幸琅邪，礼日成山。山称万岁。”石头都喊他“万岁”，臣民焉得不呼，从此，封建帝王的宝座前，“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万岁”既归于皇帝一人，如他人用之，就成了谋逆、大不敬。

汉武帝后，封建统治者在“万岁”一词上，花样百出。武则大曾多次改元，以“天册万岁”自居。她在公元696年的年中，年号迭更，一曰“万岁通天”，一曰“万岁登封”.竟将“万岁”二字冠于年号之上。明朝臭名昭著的太监魏忠贤，大权独揽，虐焰熏天，在全国遍建生祠，以“九千岁”自居。寅缘攀附者在他的生祠塑像前，“五拜、‘稽首，一诣像前祝称:某事赖九千岁扶植。”“九千岁”比“万岁”，虽然还少一千岁，但也算得上准“万岁”。

“万岁”既与最高划建统治者划上了等号，巨民百姓必须在向皇帝顶礼膜拜时呼喊.否则当然就是大不敬。但是。考唐律、明律、清律等封建法典中，并无此等条文。这就表明，皇帝“称万岁之制”，及相应的大不敬律，是用不成文法固定下来的；而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不成文法比成文法要厉害百倍。重压之下，百姓只好供一块“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的牌位，以明心迹。正如清人张符骥在诗中所说的那样，“未必愚民真供佛，官家面上费庄严。”（本文摘自《趣味考据》 编著：王子今）

附：从“以鸡为本”，看“以人为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为何没有“民主”

《沉思录》：屁股决定脑袋！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先从百年脑震荡中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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