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金石财经》日前报道，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将推动中国的农村改革，维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香港商报》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在这次会议上，预计会定调土改方向，也就是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新土改”。

上海经济学家吴军华认为，不管是土地改革又或者是还富于民，农民的土地使用的改革，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非常的一环。

吴军华说，政府应还富于民，增强民力。胡锦涛主席已经在讲了，土地的流转要允许，这就是让农民能够真正得到土地价值上涨这个实惠，分给他们，而不是分给地方政府；允许农村土地流转，可以让农民富裕起来。此外，加速推进增值税改革，也是还富于民；让老百姓真正富起来。

媒体报道，9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专程前往安徽省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定调“新土改”方向: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台湾《工商时报》报道说，30年前，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18位村民率先实行“大包干”，迈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而定于10月9日至12日召开的三中全会将专题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香港《明报》孙嘉业说，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前日在安徽视察时，高调宣布了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允许农村土地买卖交易的决定，“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係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所有制问题，在内地一直是一个敏感的禁区。中国现行宪法明文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由于不承认农民的土地产权，也就谈不上农地的买卖，三中全会要突破的，正是这一樽颈，仍用“流转”一词来替代“买卖”。

日前，《中国经营报》记者徐瑾发表了采访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的文章。

文贯中教授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土地。农业的特点要求农民主要通过土地规模的扩大才能取得一份平均收入，但由于户籍制度，中国农村户口仍在增加，而农业用地因城市化等原因还在缩小。所以即使没有歧视性政策，农民的收入也很难增加。但如果农民有土地的所有权，出售土地时就能拿到一笔财富。买进土地的农民可以先把地契押给银行来获得贷款，偿付给出售土地且已经在城市里定居的农民。由于买进土地的农民每年要去还银行的贷款，金融业也可以发展起来。所以，他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土地，而土地私有化是其他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中国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还需要一场土改。

至于土地私有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因素，比如游民，比如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比如城市爆炸等问题，文贯中认为，想象农民把土地卖掉后就去赌博、大吃大喝，把卖土地的钱几天就用完，这样的说法好像每个农民都是白痴，都不考虑以后的日子。这种人有，但很少。而每个城市的边界由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决定；由于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在扩大，边际效益曲线可以上移，边际成本曲线可以下移，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国际上一些城市的人口早就达到千万了，在21世纪高科技化的条件下，中国的有些城市搞成2000万、3000万应该不成问题。在某个城市的规模达到均衡点后，在均衡点之外的人口就会到另外的城市去发展了。所以只要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搞对了，城市化会逐渐向中西部转移。

文贯中教授的观点是希望农民通过土地私有，某种程度上获得进入城市资本。土地制度决定城市化的成本，最理想的是同时实现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改革。经济自由的前提是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如果土地私有了，包括城市郊区的土地，那里的农民肯定会出于自利的目的接纳外来民工。上海以前所有土地都是私有的。1842年外国人进来以后，他们先是购买土地，建设租界。由于战乱，有很多人涌入上海避难。在土地私有制下，几十万、上百万的难民为什么就能生存下来呢？这是因为当时上海城市外围的农民通过出租密集性的、低成本的住房，帮助他们留在了上海。当时的上海充满活力，最终成为远东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即使现在上海还没有完全恢复这几个中心的地位。

很多海归经济学家是支持产权的明晰化的。但有些经济学家回国以后，实行所谓的自我审查，反倒不太敢说话了。现在反而是法学家、政治学家站出来，支持产权的明晰化。经济学家应该坚持真理，经济学里可能有些共同的规律，对这些规律性的东西，经济学家都应该坚持说下去。

所以，文贯中教授希望人们首先从经济理论上而不是从政治上去讨论土地问题。现代经济学的前提就是把产权界定清楚，从这点来看，没理由反对土地私有。经济学家不应该先考虑政府是否会同意某种经济主张，而是考虑经济规律是否支持这种主张，并把规律性的东西告诉政府，而不是让政府来决定什么是经济规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寻找自己的经济规律时，往往受到世界共同的经济规律的惩罚，例如大跃进、公社化、闭关自守。经济学家应该有足够的诚实去告诉政府：不能无视世界共有的经济规律。

有人提出土地私有化会出现大规模兼并，可能会出现拉美化趋势；文贯中教授认为，拉美从殖民地时代就形成了宗主国贵族及其后裔天然拥有很多土地，土地分配极为不均，使大量的无地农民十分贫困、愚昧，很难再跟上现代化。而我们现在面临急剧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只要土地私有的起点是平等的，每人有块土地的情况下，我们不会拉美化。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大陆土地改革的时候，也搞了一个土地改革，他们给地主的土地比一般农民要稍微多一点，剩下的土地则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的方式被国家赎买，然后卖给无地或少地农民，让每个人都有地契。因为有土地作为资产，再加上城市化，农民有利用土地资产获得收入和财富的途径。中国大陆则很不幸，农民承担了历史上的几次重大失误的代价，改革开放前夕大部分农民几乎处于赤贫的状态，素质也较低。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掠夺农民的，现在也慢慢走到补助农民的路上去了；政府从2004年开始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减免农业税与补助等，但城乡间的基尼系数还在恶化，使人十分担心。根本的途径，不是补助而是把土地所有权给农民；这其实也是从制度上补偿农民从集体化以后蒙受的损害。

徐瑾还提到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饥荒以及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对饥荒问题的研究，他认为饥荒的产生机制与制度、权利息息相关；在民主制度之下，绝对不会发生饥荒这种事情。对此，文贯中教授说，从经济学上来讲，出现饥荒要么跟生产有关系，要么跟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被剥夺有关。在上世纪70年代末，经济学家董辅礽跟外国友人交流，他说人民公社其实就是农奴制，它对人身的各种限制，从水平移动到垂直移动，哪里都有限制。现在我们把这一制度一层层剥开来，大家看到非常严重的异化。造成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饥荒，原因是供与求被扭曲了，市场都关闭了，不准任何市场交易，都是由国家统购统销；当时一些科学家也乱说，比如有人说现代人类能够利用的光合作用只是潜力的百分之几，如果充分利用，一亩地是可以生产出几十万斤粮食来的。那时有一幅胖小孩坐在稻穗上的宣传照，很有名，成为中国人不诚实的代表作。市场机制一定要保存；因为即使官僚机构里面有虚假的情报，但只要市场在起作用，就能调整供与求的关系。

香港媒体说，中国自从30年前解散人民公社后，计划模式已退出农村，但土地所有制的桎梏却限制了资本模式的进入，于是令农村发展出现了“真空”。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将推动的中国农村改革，被解读为土地私有化的开端，将是继《物权法》后又一次所有制改革。

但是，正如30年前邓小平的农村改革一样，“新土改”预将遭到“左派”更大反弹。

今时今日中国的三农问题，首推土地权益最为热门，收地拆迁、保护耕地，在在离不开农民的命根子——土地。按法律规定，土地全属国家所有，农村土地虽属集体所有，但由于人民公社已经瓦解，土地已分至农户，但农民理论上只有使用权，却无所有权，而所谓集体所有制，给一些乡镇干部利用建设收地贪污受贿开了方便之门，这也是近年内地农村各种骚乱示威的最主要原因。况且，过去征收农民土地再卖给企业，一直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新土改”也将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反对。

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被认为是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而他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的限制词，就被赋予灵活解释的空间。

不少人将改革开放认定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其实邓小平早就说过，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可用，资本主义也可用。当前美国政府的救市政策，就不属自由经济行为。

新中国建立后，在农村首先进行土改，将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做到耕者有其田。但接着，就进行合作化，由互助组到人民公社；最后耕地是集体所有，一家一户的农地全部收归集体。在工商领域，则首先是公私合营，然后就是国有化和实行集体所有。最后，基本上消失了生产资料私有的现象。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首先是农村由人民公社退回家庭承包责任制，将归集体所有的耕地分给农户承包耕种。然后，在国营和集体所有制的工商服务企业中，通过与外商合资、出售、兼并、重组、实行股份制等形式，逐步化公为私。据统计，目前全国规模以上的企业，不到二百家为纯粹国有企业。国务院年前公布的改革方案将进一步压缩，目标是只保留一百家左右，集中在能源、军工、铁路、航空等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

按照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农户承包的耕地只有耕种权，并没有所有权。目前，中共党内认定，家庭承包制已到了“死路”，农村生产力无法发展，就是因为一家一户的单干无法形成“规模经济”。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将以某种形式赋予农户“流转权”；还权于农民，实惠于农民，从而保证和带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左派”指这样实质就是私有化，要求回到人民公社，并断言土地私有化会导致农民革命。显而易见，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要过“新土改”这一关，阻力巨大。

但笔者相信，胡锦涛的“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係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不仅体现了农民的意愿，也体现了时代潮流的方向。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将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会议。

笔者认为，胡锦涛定调的“新土改”，将继邓小平之后，再创中国奇迹；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因此至少还可以再保证30年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