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一年,一个老实巴交的乡村农民,被官僚机构被推到了浪尖上,任凭来自各方的风吹雨打。今天尘埃落定了,对他来说未尝不是值得轻松的结局。他终于可以不再受来自事实与良心的煎熬,也终于可以不再受一系列的官僚阶层的左右,更不用在每天接待来自各方的采访和骚扰中度日。他本来就是农民,离开了他本该归属的世界,结局注定是被人反复使用的烂抹布,最后被一扔了之。
他本来就是局势注定要营造的一个托。是陕西林业部门的一个托,是当地政府的一个托。当然更主要体现为林业部门的一个托。当地方的和部门的官僚利益需要一个托,来为他们造势,以达到地方的和部门的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周正龙正适配了这个角色。于是,周正龙的角色被定位了。他不过是林业或地方官僚用以寻机扩大自己的利益的一杆枪,一杆出头的枪,用以攻克更上级官僚部门的枪。他是地方和陕西林业部门的枪,但他同时又是自愿见义勇为而当枪。于是乎,即使明明是官僚机构固定的轨迹所营造的好枪,又有了附加的主体意识。那么当局势有了意外而不由使用枪的人所左右的时候,这杆枪只要丢掉就行了,他发生作用只是他自己见义勇为的结果,完全与用枪者撇清了关系。周正龙在反复被官僚使用和玩弄以后,当最后一次可以威胁到官僚利益的时候,可怜地又做了一次托。不过这次是他被彻底用完后被抛弃。所以审判的这个结局正是以周正龙一个人来撑起一片天来告终。本来他是被用来撑起地方或部门利益的一片天的,现在这片天漏了不用撑了,但你周正龙既然来了,索性就做好事见义勇为到底吧。有了这个,那些在林业部门官僚名利场上曾经活跃的人物就没有了担惊受怕,他们可以坦然回家颐养天年了。
是啊,你周正龙犯了错误,当了枪,那是你的问题,这个社会总是要还的。不过判决了,周正龙就再不用受到各方面利益的挤压。他被卖了还帮着数钱,那也是他这个可怜的农民不得已的选择。至少这样不用再搅进那盆浑水,以后回到他从前的生活的本位。纠缠不清的,最后恐怕不可善了。于是,周正龙如释重负,官僚们兴高采烈,一副坦然的本该就如此的丑态。如此说来,官僚集团又一次胜利了。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三鹿事件中河北政府(到底是仅限于石家庄还是不是,我们没有渠道去知道,只好不得而知了)和三鹿联合导演的道歉丑剧。明明是道歉,仍然在感谢公安帮助我们这个无辜的三鹿抓到了不法奶农。进而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笑话,奶农把责任推到草身上,草把责任推到草他妈的身上。如果不是更大范围的厂家被揭露,恐怕草他妈真的有责任了!如果真的那样,那不是又一次官僚集团的胜利吗!
真的很感谢有了网络的表达渠道,至少他能够些许做到了不受压制的表达;也感谢那些正义的正直的人们,他们使网络渠道有了实质内容。我不止一次地谈过,网络不同于其他媒体的性质决定了他更容易被民间所利用。来自网络的声音是纯粹的民间草根人物声音的表达。网络所汇总的底蕴文化是为根本性的草根文化,相对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而言,生于民间,长于民间,没有经过主流意识的疏导和规范,没有经过文化精英。至少在我们的媒体的半官方和官方背景下,网络发挥了超常的作用,甚至成为第四种力量的主体。正是在渠道中的正义和朴实的表达下,所有罪恶才能够被剥茧抽丝般一点点暴露于天地之间,事情才能回归本来面目。周老虎事件甚至比三鹿事件更能直接体现网络声音的力量。正是这第四种力量,使我们的官僚集团有了些许节制。不过民主的制度和组织框架并不是单纯只是由媒体构成那样简单,没有那些更广泛的问题视角,没有政府方面的激励机制的话,民意的反映并不是总是有效的。在面对官僚怪兽的时候,更多的我们表达的只能是无奈。对官僚的战斗是没有结局的。
引申到杨佳事件,上海的地方官僚们到底为什么不能让杨佳体面地死去呢?如果那样的审判,和对周正龙的审判又有何区别呢?这时候,我只能很忧伤,民意的表达真的很脆弱,(与官僚及周边利益集团相比)弱势群体真的很无奈。我们权当看了一场戏,看了新版的官场现形记吧!
写到这里,对官僚机构的实质,换个角度进行再次认识:
近代国家兴起以后,现代官僚制度就成为近代国家的一个标志而受到执行和颂扬。当然对现代官僚制度的科层制、非人格化等的批判也一直在民主政治的进程中成为争议的漩涡。俗话有言“铁打的衙门”!自从由各个部门层层构建的官僚体制诞生以后,实际上这个等级体制以及组成等级阶梯的累累部门,就成为具有生命的巨大钢铁怪兽,为了自身的地方的或是部门以及整体的官僚体制的利益不停地顽强地扩张着。甚至说官僚体制一旦诞生了,就没办法让其滋生的过程停止下来。官僚体制已经成为生命之体。
现在我们看看华南虎事件等一些列闹剧中官僚部门的利益滋生的逻辑。(级级综合性政府体制也是一样道理,本文略,专谈部门)
官僚已经不再是没有自己利益的单纯行政执行机构或行政执行个体。实际上官僚已经成为一个利益集团。部门越多,利益集团越多。
官僚集团以扩大本部门利益和权势为第一要务。尤其是占有资源。
中国的增长方式是以官僚集团为中心的官僚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或部门经济增长成为其占有更多资源的口实。也是其进一步占有资源的依据。
所有部门都占据了一个“领域”,而其领域又被“专业化”和“技术化”所装饰。这是部门生存的本源。现代科层制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技术化倾向,甚至可以说“拥有极为完美的技术化程序和手段”。 “非此不足以回应现代社会的无论是来自程序或是系统外部的种种挑战。”领域和技术、专业不容其他人染指和指责、评论。那么扩大本部门利益和权势一个具体的形式就是扩张和扩充本部门的领域。
部门权力的扩张的步骤是利用和通过所谓的专业化来“造势”和“整事”。只有造势和整出事情来,权力才能从无中生有。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最典型的实例----日本法西斯上台的全过程趋势。只有制造了战争,军人才能被重视,军人地位才能提高,地位提高了才能造就更高级别的战争,军人才能超出政府掌控大权。这绝对是不可遏止的官僚部门权力扩张的内在逻辑。
造势的形式是项目。没有项目,就没有资源的再分配问题。实际上,从理论上讲,各部门和各级政府的利益间是均衡状态的。只有造势和项目才能打破均衡。华南虎事件中体现的是利用项目从中央政府林业部门中套取资源,达成利益再分配。
权力的科层制造就了等级序列化的造势和整事。权力的科层制造成了上下序列的权力服从和官官相护,甚至可以无中生有。官僚制中,一个最大的负责对象就是纵向的向上级负责。造成了事情的不可逆性。
各级部门的利益已经凝结成一个共同体。中心要点是从上套取资源。造势和整事成功的后果是权力的膨胀和与之共生的部门机构的庞大化,资源对特定领域的进一步集中。
道貌岸然的盾牌。我们都知道钢铁怪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专业化、技术化、等级体制、政府权力和权威都是他们用以防护我们对之质疑的盾牌。四川省卫生厅干部打人事件中,厅长沈骥说,“灾情发生后,四川省卫生厅组建的六支干部队伍,已经夜以继日地奋战在救灾前线,他们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经了解,网上疯传的四川省卫生厅那位姓马的干部,根本就不在江油,而是在绵阳奋战救灾。沈厅长呼吁相关媒体和网站,不要再做伤害前线医护人员和救灾干部的事情。”我们还可以看看四川帐篷事件和上海杀警事件中权力机关对所谓造谣者的惩办。
部门滋生的遏制逻辑一个是部门机构间利益的冲撞和妥协。部门滋生的外部环境要素是部门间的利益妥协和平衡。在所有部门都踏上了部门滋生的内在逻辑轨道之后,每个部门都成为一个利益集团,他们间就势必产生资源的分配问题。一个部门滋生不可能是无限制生长,生长的节奏和规模取决于利益的平衡。但是当各部门组成一个官僚体制一致对外时,部门间就会产生惺惺相惜之感。而他们一致对外的对象很可能是对官僚体制具有直接压制和制约作用的市民社会(政治民主化)。
部门滋生的另一个遏制逻辑是民众的制约。目前体现为网络媒体为主导的第四种力量的制约。当然民众的制约的建立需要更广阔视角上的考虑。关键是重置官僚部门的负责对象,形成新的政治激励机制,同时建立制度性渠道,这样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也才能形成自己的“防护性保障”。
政治逻辑是追求权力,市场逻辑是追求金钱。这已经不可否认地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决定性的动力。当人已经被异化为权力和金钱的动物之时,部门已经和异化的人一样成为权利和金钱的奴隶了。无论是部门还是部门中的当事人已经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权利和金钱的漩涡中不可自拔了。这个时候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站到了一个起跑线上,在出发点上牢牢地结合起来。同时他们为了个人和部门的尊严也要求他们一起举起貌似尊严的盾牌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