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胡锦涛9月30日考察小岗村时，更定调新“土改”，允许流转土地经营权。随着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日期渐渐临近，本次全会将聚焦的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土地制度、粮食安全、城乡一体化等热点议题，已经引起世界的瞩目，海内外热议如潮。

近日，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接受美国多维社记者采访时说，他认为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农地改革问题上的改革，不是出于经济学的理由，而是基于社会公正，或是基于维持政权长治久安的考虑。

研究中国农村土地问题二十年的文贯中教授，曾在1999年于海南一次土地研讨时提议建立土地私有化特区，被指责会导致千万人头落地。“置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传统于不顾，不采纳绝大多数国家的经验，中国改革三十年非要在农地制度上另辟蹊径，难道全世界的智慧都不及中国？谁为这注定失败的实验买单，只有中国农民。”

文贯中教授表示，尽管中国在农地改革上没有进展，但言论的尺度却不断松动。2005年之前，他的文章不得在中国的刊物上发表，但现在他已应邀在富有影响力的《经济观察报》上发表十篇系列文章专论农地问题，倡导农地私有化；今年11月和12月，他还将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的邀请，参加农地制度的研讨。

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一个发生经济奇迹的国家不仅拥有相当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在所得分配上也表现合理。但伴随中国经济近30年高速增长的，是其越来越大的城乡收入差别。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一份报告，提及中国城乡收入差，仅比世界最落后的津巴布韦稍好。但如果把城市居民隐形的特权收入如住房和子女入学等计算在内，中国实际上的城乡收入差，名列世界第一。

文贯中教授说：“这一切竟是在被誉为世上最好的土地制度中发生，土地公有化使中国农民沦为世界上最悲惨的人群，比任何土地私有化国家的农民都悲惨。”

“改革开放后，中国各阶层人民都可以用自己掌握的生产资料来增加收入和财富，惟农民例外。过去党要求知识分子听从召唤，理由是他受的教育是党给的，改革后，读书人纷纷去到能充分实现自己人力资本价值的地方，如跨国公司、政府部门等。在政府垄断的行业之外，民营企业家被鼓励用自己的资本获得更多的财富。工人也没有受到限制，他可以自由地从上海到北京，或是从城市到农村，不受身份限制。只有农民受制于身份，农民可以来城市做短期的农民工，却无法安居乐业。”文教授对多维分析说：“更不公正的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但土地必须为集体所有，农民个人不得拥有。这‘集体所有’也局限在农业生产时，一旦转为非农用途，它就不再归属农民，而是归国家所有了。”

农民名义上的集体所有，实际所有权却缺位，因为权力掌握在当地村镇干部手中，这些干部受制于地方政府权威，或是被开发商利诱，常背着农民廉价出卖土地，贪污贿赂盛行。文贯中教授说：“集体所有成为一种讽刺，大部分农民无权参与土地使用的转化，无权参与土地升值后的分成。”

文教授认为，土地问题造成了中国农民工、贫富不均、产业升级、贸易摩擦、城市化成本过高等一连串问题，中国的贪官十之七八与土地有关系。“在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劳动、资本等多个要素都能比较自由地寻求自己价值的极大化，唯独土地不被允许自由流动，特别是名义上属于农民的土地不能自由流动。在这种不对称的情况下，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每况愈下。”

在对中国农地问题的研究中，文贯中教授发现较之私有化，“土地的农转非”更易发生。“最早在临近港澳的珠江三角洲，外来投资需要将一些农田转化为非农用地，而由国家低价收购再转化的做法，受到当地农民甚至是集体的强烈抵制，因为当地人受港澳影响，对土地的价值很敏感。于是当地政府网开一面，国家收购政策被灵活变通为允许集体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农村建设用地，用于建设工厂和住宅等，但其土地所有权仍控制在集体手中，上面的建筑业也不能进入市场交易。”

继广东之后，全国很多乡村要求将部分土地划为农村建设用地，便于乡镇企业发展。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条例，严禁非农用地进入土地市场。另外，一些农村集体还避开政府监管主动与开发商合作，在城市周边的耕地上建设“小产权房”，形成连片的小区，农民每家按人头多少分配到大小不一的住宅，多余的房子用来出租或出售，收入由全体农民分配。由于这“小产权房”没有缴纳国家的土地转让金，有的房价只有一般市场的四分之一。“如野火秋风一般，在中国所有城市周边都出现了这样的小产权房，我去看过，有高层，也有五六层的房子，很不错。”文教授说：“中央得知小产权房蔓延之后，三令五申要严肃处理，有的省市紧跟中央，甚至用爆炸的方法拆除了一些小产权房。”

“小产权房”的出现和被禁，引出了一个法律问题：国家将土地所有权给予农村集体，农村集体为什么不能处置自己的财富呢？城市中，工人可以随意转卖自己的二手房，知识分子和资本家都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财富，唯有农民不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和生产资料，但却不能自由处置，这就是按照身份来歧视人，身份歧视是市场经济的大忌。”文贯中教授说，“在市场经济中，歧视可由价格产生，但不能因身份、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等产生，而人人都可以通过劳动来追求价格。这就如剧场中的观众区，某区规定票价在500元，你买得起就可以去坐，决不能因为你是农民而不允许你进场。根据人的身份来决定什么可为和不可为，是封建社会的规则。”

文贯中教授，1946年生于上海，1982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现为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人民公社下的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等等。

文贯中的父亲文强，国民党陆军中将，是毛泽东的姑表兄弟，其姑母文七妹就是毛的母亲。他1925年夏考上了黄埔军校四期，与林彪以及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同期并担任他们的班长，并由周恩来介绍成为中共党员，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红一师师长兼政委。后因故脱党，经国民党著名将领程潜、张治中等黄埔教官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抗战期间受到戴笠重用，加入军统，并领导军统在敌后上海搞情报和策反。此期间，文强曾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汉奸部队策反过来，因此特殊功绩而晋升中将。1948年9月应杜聿明邀请，出任副总参谋长，在淮海战役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文强被俘后，在狱中拒写悔过书。他说：“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主席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因此直至1975年3月，才获得特赦出狱；1983年5月8日，文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文贯中的母亲在他童年时期，因不堪政治迫害而自尽；文贯中在没有父母之爱的逆境中，由母亲的保姆抚养成人，可谓遍尝人间疾苦。可能因此，他的学术著作除了给人以严谨的科学理论外，还充满了人性的悲悯和对下层人群的关怀。

但在国内，文贯中教授的观点常被一些人批评，说得温柔点骂他不懂国情；刻毒者就干脆谴责他想“颜色革命”。

他们否认“城乡二元”是农村贫穷落后的真正原因，声称“城乡二元”的现实是中国赖以成功避免前几次国际经济危机的最大屏障，并断定农地自由流转的最终结果必然是粮食和土地与资本完全结合，粮价就不能为政府所能掌控。还祭起政治大旗，从社会制度的层面来吓唬人，说现行土地制度是我国能保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发展的最后支柱，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石；土地自由流转最终必然颠覆这个基础。

他们反对土地自由流转的能上台面的理由：中短期内当然可以极大的提振内需，甚至有可能由我们的农民兄弟亲手拯救这场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这是一条滑向资本主义的不可逆转的不归路。事实上，这些唬人的理论在30年前就有过，只不过名词变化了一些。究其目的，也就是希望继续维护一种权利不平等、分配不公平的让少数人骑在绝大多数人头上作威作福的落后腐朽机制而已。

日前，美国《侨报》发表社论说，中共建政伊始，便以土地改革开始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设。30年前，中国改革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力。30年后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国有望部署再从农村发力，吹响深水区改革攻坚战的号角。

社论说，始于农村的改革带来的成就举世共睹: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城乡生活品质提升、经济高速增长、民主文明进步……但时过30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乃至改革全局的推进力已基本释放完毕，弊端却日渐凸现: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缺乏明晰；现存的“城乡二元壁垒”阻碍农民平等分享改革成果。现行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却未能使农民与土地建立稳定的利益关系，亦为一些不法官商勾结、利用建设征地牟取暴利提供可乘之机；而“城乡二元壁垒”则带来诸多现实的警讯:收入差距致农村内需不足、大量民工进城致农村“空心化”、城市扩张致耕地减少，甚至危及粮食安全……

新一轮农村改革，将再次激发中国农村内在的巨大活力，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允许流转土地经营权，一边为农业集约经营创造了条件，可大规模从事农业生产，摆脱小农经济，加速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步伐；一边探索调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改变农民公共资源分配中的弱势群体地位。

怎样确保中国13亿人口中的9亿农民享受教育、医疗、社保等平等权利，乃至选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是实现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关键所在。但是，现有的既得利益阶层，会制造种种理由和借口，甚至还可能制造事端，来阻止这场利国利民的功在当代、泽被千秋的伟大改革变形。

如何打赢这场改革攻坚战，正如美国《侨报》所说：考验着北京的智慧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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