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下午，中国证监会宣布，正式启动融资融券业务的试点工作。遗憾的是，如同其他事关证券市场利益的重大公共政策出台的过程一样，融资融券业务的推出，又是一起“出口转内销”的新闻——早在9月26日，彭博新闻社已经援引“熟悉相关计划内幕的政府官员”的消息源，准确无误地披露了这一新闻。

受9月19日印花税单边征收的利好影响，上证综指在短短的几个交易日内上涨了400多点，9月26再次回调整理，至下午1点38分，一路下探至2246.75点，跌幅达50多点。就在关键时刻，市场传出来自彭博社的上述报道，指数被迅速拉起，特别是被传作为融资融券首家试点单位的中信证券，更是在连涨5天之后，又逆市大涨7个多点。

类似的“出口转内销”案例并非孤本。今年7月8日，路透社以中国“两位官方消息人士”的消息来源，称中国6月份CPI同比上涨7.1%，上半年CPI同比上涨7.9%。时隔一周，路透社再次引述“三位官方消息人士”透露的消息说，中国上半年GDP同比增长10.4%。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内容包括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农产品生产价格等，与路透社此前的报道分毫不差，精确到后面的小数点。

国家统计局每个季度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向来是证券市场敏感的风向标之一，具有左右市场行情的能力，受到高度关注。但如此严肃重要的经济数据和相关公共政策，每次在正式公布之前，都被境外媒体“未卜先知”，而国内媒体和公众却蒙在鼓里。这种信息公开模式，似乎形成了一个“潜规则”。

就性质而言，类似于融资融券等公共政策以及国家统计局的宏观经济数据等，在公开之前都是国家机密，未经合法途径，提前向公众媒体或者私下向社会披露此类信息，属于泄露国家秘密范畴的刑事犯罪。显然，主导制定公共政策或者掌握敏感信息的官员，冒着触犯刑法的风险泄露内幕信息，直接动机无疑来自于经济利益，其最终表现在股市的突然异动。

相信每个股民都不会忘记去年5月30日上调印花税给股市带来的巨大冲击波，大量的股票惨遭连续5个跌停。但早在5月22日，网上已经有大量的关于调高印花税的传闻，面对三大证券报的求证，财政部、国税总局新闻发言人矢口否认，认为是谣言。

今年4月24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税总局决定将股票交易印花税由千分之三降至千分之一。虽然消息在前一个交易日收市后发布，但当天的行情出现的明显异动，却是不争的事实。

9月18日，两市行情飞流直下，下午开盘后，眼看上证综指即将跌破1800点时，却出现了惊天逆转，一只“无形的手”将下跌127点的行情推至翻红，收盘回落到30多点的跌幅。当晚的新闻联播公布，从次日起，印花税单边征收，股民们此时方回过神来：原来已经有人“先知先觉”！

历次出现重大利好或者利空政策之前的传闻和行情异动，难道可以用“偶然”来解释吗？在中国这样一个内幕消息习以为常的股市，很多人早已变得没脾气了，但是，对于来自国家机关的泄密行为，却不能视而不见。

众所周知，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都会涉及某些方面的利益，如果主导制定公共政策的政府部门和官员借此机会谋私，将易如反掌。因此，在法治国家和地区，官员利用制定公共政策的机会谋私，历来受到严格的监督。

2003年3月9日，香港《苹果日报》突然抛出一个颇具震撼力的新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决定调整汽车首次登记税之前，购买一辆最新款的凌志LS430型房车，价值79万元港元，涉嫌避税5万元。尽管梁锦松将其解释为“无心之失”，但媒体、立法会议员仍穷追不舍，迫使梁锦松辞去财政司司长职务。

《美国行政部门职员道德行为准则》和我国香港行政区的《公务员良好行为指南》，在关于防止公职人员滥用职权方面都有禁止性规定，一旦官员存在利用公共政策谋私的嫌疑，将会受到刑事调查和检控。反观我们，既有详细的法律规定，也有明确的执法主体，但对于一而再再二三的重大泄密行为，从来没有立案调查任何一个部门或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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