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年代的真实故事
1968年8月,在‘七。三’布告下达以后,广西双方的武斗已经停止,422派已经被广西军区及各地区军分区、人武部和联指武斗人员一起,强行收缴了所有的武器,422的武斗人员也都被赶回各自单位接受审查,一些主要头头被逮捕的逮捕了,一般的小头目都被关押在收容所里等待处理。根据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精神,对之前从各地农村逃到南宁、柳州、桂林等城市里来的422派人员,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搜捕,然后押送回农村各公社交群众专政。那时全广西正掀起“对一切阶级敌人实行全面专政”的十二级台风,对没有逃出来的422派人员和外逃人员的家属,以及外逃被抓回去的人员,成批成批的交由群众批斗,罗列并声讨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征求群众对他们的处理意见;“该不该打?该不该杀?”由群众作出最后的判决;“打死他们!”于是就将那些已经被五花大绑得象粽子一样的“阶级敌人”“反革命份子”交给“群众”棍棒、拳脚交加的殴打,哀号震天,直至悄无声息地死亡。对有些“罪大恶极份子”在由“群众”宣判后,由民兵押送到特定的刑场用步枪或鸟枪或剌刀、长矛,煞有介事的按一定的仪式、程序处死,谓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判决。几乎每一个公社都有一次到几次不等的、规模不同的,少的一次3--5人,多的一次有二十几人的集体屠杀事件,有的人死后还在肛门插着棍子,惨不忍睹。面对这种情势,那些还潜逃在外面的422人员,更是千方百计的四散逃命,逃得越远越好。
d是柳江县一个公社中学学生,出身不好,又参加了失势的422派,知道只要被抓回去是必死无疑,所以便和同学x用5元钱买来的一张伪造的革委会证明,买了到北京的车票,企望去投告家在北京的老师,到北京后见了老师,然而老师也正束手无策,不知如何过去这一关,自叹爱莫能助,只好又辗转到河南安阳去投靠他们一个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的老师,却扑了空。其实老师们当时都已自身难保了,d们也只是穷途末路的抱以万一的希望而已,至此这万一的希望已经破灭,他们又挖空心思地、抱着渺茫的希望,决定到宁夏银川市去找x同村小时候的伙伴,那小伙伴是在文革初期就到银川市投靠他叔叔的,x和d曾经资助过他一张到银川的串联时的免费火车票。但是到银川市一下火车,正好又遇着全城戒严,按地址找到家,结果连门都叫不开,只好悻悻地在街上漫无目的的走着,被盘查时,又不敢拿出那张假证明,就被抓进了收容所。在收容所里不敢报上真实姓名和地址,被打得死去活来,后来他们想;在这里被不明不白的打死,还不如说出真名实姓,回去死个明白。过了几天,收容所发去的查询电报的回电答复是;反革命组织头头企图畏罪潜逃苏联请押返原藉处理。为此又挨了一顿触及灵魂的毒打。在银川市收容所关了一个星期后,则被押送回柳州,途中经河南省三门峡市、湖北省武汉市中转。在武汉收容所里遇到了满满两屋子共六、七十个广西的同命人,他们先到的已经正在密谋着搞集体越狱,但不过三天,则因叛徒告密而流产,为首者受到毒打后关进特监室,第二天就全体武装押送回柳州。
回到柳州已是9月中旬,就关在八中的收审所里。在里面不期而遇,见到了刚从全国各地押送回来的柳江人,不言而喻都是一派的人,便互相传递着各方面的信息,得知柳江中学的几个学生头头在被押回到拉堡时,刚下得汽车,便被“群众”蜂拥而来,拳打脚踢棍棒交加的活活打死了,当初他们还天真的幻想着主动的上缴武器后,回去参加两派联合的县革委会,他们却没有想到,当他们还没有构思好回去如何谈判时,便已暴尸于拉堡的路旁沟里了,当时他们还都是66届的高中毕业生呢,他们正准备着参加高考,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以他们的才学和出身,这时已是北大、清华莘莘学子中的一员了,“风华正茂”啊!这到底是为什么?死者长已矣,活着的人这时也无暇思考这个问题,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面对现实,他们如果被押回去,其结果、下场将是怎样呢?
d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处境,自己虽然不算头头,但是在这场争斗之初的文斗较量中,自己的文笔和口才已使对方恨之入骨,况且自己还是出身于黑五类之首的家庭,落在他们手里,“处理”起来将更是毫无顾忌。事实已经给d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在他刚回到柳州获知他的同学,战友的不幸消息的同时,他在柳州的二姐在送给他的鞋子里秘密地给他传递了一个令他欲哭无泪的噩耗;他的一直回避这场运动的三哥,为了受到他的牵连而逃到贵州做工避难,上个月被抓回去时,和几个同时被押回去的人都被活活打死了。自己要是被押回去,就是有十条命也不够收拾。他二姐在纸条中嘱咐他设法逃跑。于是一个晚上,他在关满人的院子里,趁人稍不留意时,以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勇气,以及灵巧和快捷的动作,攀着窗子,居然翻过了围墙,但他却翻不过外面那道更高的上面有铁丝网的围墙,他失败了。他被看守押回值班室一顿枪托子,有一个穿四个兜军装的军人看到d还那么小年纪、小个子,看上去还稚气未脱,便悄声拦住不让再打,问d为什么要逃跑?d答说;“反正回去也是死。”后来就把他和柳州一中的学生头头明再胜关在一个房间里。在明再胜被宣布拘留送进监狱的第三天,d和x及所有柳江县的人就都被用汽车押送回柳江了。
他们是被用绳子绑成一串在车上押回去的。回到柳江就直接送看守所,在监狱外面的第一道围墙里下的车,这也是一种保护措施,如果在街上下车,肯定就一个也活不了了。下了车点了名后,x和其他几个属头头的,当场就被钉了脚镣放到监牢里去了。d和其他人则还集中关在监牢外面的一个大房子里,准备押回各公社去的。这时摆在d面前的结果已是很清楚了,他已经在心里无可奈何的作好了死的准备,但他仍然本能的在思考着还有什么办法能保住性命。10月1日国庆节那天,x和在监牢里的所有头头们都戴着脚镣手铐被押到县文化宫广场批斗示众后,d看到他们一个个狼狈不堪,浑身伤痕的,但毕竟都回来了。d得到了启示;如果自己也被关进监牢里去,就不用被押回公社去,就不致于被打死了。于是d琢磨着要写一份“入狱申请书”,给自己罗列了一些本来不是自己的罪行,或者纯属子虚乌有的事情,要求把自己关进监牢里去,并且写道;“本人罪大恶极,回去肯定要被群众打死的,所以申请入狱接受改造。请政府批准。”
入狱申请书交上去三天后的10月4日,d终于等来了一张拘留证,并心甘情愿地在上面签了名,如获新生般的怀着感激涕零的心情,跟着监管人员,走进戒备森严的人满为患的监牢。自古以来视“锒铛入狱”为灾难,而d却为此而自感庆幸。确实应该庆幸,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呢?d一直认为他是遇着好人在暗中帮忙,救了他一命,虽然在不久的两个月之后,他仍然免不了一场死去活来的群众专政的狱火之炼,留下了终身殘疾,但他毕竟有幸活到了今天。直至40年后的今天,d仍然在内心感激那位批准拘留他的好人。
d坐了牢,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狱方要求每一个坐牢的人在牢里要反省自己的罪行,从思想上改造自己。d于是便顺势静下心来,认真地思考那些原来无暇思考的问题;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革命?这场革命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这场革命?要打倒反革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不通过国家宪法法律?那些在这场革命中付出了生命代价的年轻的“红卫兵小将们”是为了什么?谁应该对他们负责?、、、、。
d在牢里所有的牢友中,年纪最小,个子也最小,被牢友们戏称为“红卫兵小将”,他对这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同牢的年长的爷爷、伯伯、叔叔、兄长们也没有人讲得明白,他们就是明白了也不会、也不敢跟他讲。d只是明白了一个问题;法律是个好东西,他可以打击坏人也可以保护好人,但是要由好人来掌握法律。那样,他的那些不该死的同学、伙伴就不会不明不白的惨死在“群众专政”的棍棒下了,那些该死的也应该由法律来决定。
d入狱后的第三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团圆节’,那天晚上,天阴沉沉的下着蒙蒙细雨,d眼里含着泪,他想看看天上的月亮,没有月亮,有也看不见,唯有闭目思念他的家人还有他那死去的兄长和同学们。他用园珠笔在他的衣领上写上1968年10月4日,他入狱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