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国的国土规模、经济规模以及政治影响力都对东南亚国家固有的理念和主张产生影响，甚至使东南亚某些不完整的民主国家的政治体系更加合法化；中国坚持主权完整，不公开干涉别国内政的立场，也在东南亚国家的许多小国当中颇受欢迎。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高级讲师吴翠玲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中国更多是依赖经济诱惑的手段——对东南亚国家许以承诺，并描绘出共同发展的前景——让东南亚国家接受和认同中国的政策主张，甚至让东南亚国家作出政策上的调整或改变。

吴翠玲说，判断一个国家影响力的最终标准是其他国家能否接受和认同这个国家，并按照它的意愿做出信念和政策的改变。她以事实为例，对中国近期的政策主张在东南亚地区的接受和认同程度进行了逐项分析，认为中国有能力促成东南亚国家完成自身无法独立完成的政策变化。她说，中国发展经济的主张尤其得到东南亚国家的认同，因为东南亚国家相信，经济发展对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也因此相对成功推动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携手建设联通各国的铁路、公路交通网和电力网，创建区域市场。

吴翠玲特别提到中国“经济开放，政治管制”的做法在东南亚得到认同；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政治影响力可能成为另一种替代发展模式，甚至成为集权政府的榜样。“因为中国的政治影响力，这种专制发展的理念在东南亚地区得到了加强。”西方媒体担忧，中国的一些问题比如官商经济体系，腐败泛滥，政治不透明，社会风气不良，缺乏诚信等问题，是否会随著中国的经济实力的扩大和软实力的扩大而进入东南亚。

然而吴翠玲说，中国的另一些主张，例如“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说法却还没有被东南亚国家接受，或者说正在经受审视。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打消东南亚对““中国威胁论”的担忧和警惕，但是，这些东南亚国家因为被中国说服而改变重大安全决策的例子，几乎一个也没有。1995年以来，中国搁置与某些国家的领土争议，积极参加包括裁军组织在内的重要国际和金融组织，甚至签署了东盟政治条约“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试图展示中国“睦邻友好，互惠互利”的政策主张。虽然这些政策相对减少了东南亚国家民众对“中国威胁论”的看法，但是，因为种种障碍，民意却没有转换成国家政策的改变。吴翠玲还指出，中国上述种种主张和措施都不可避免地伴有经济诱惑的因素，以及政治目的。

“经济诱惑的力量一直大于或是等同于吸引力，理念上的吸引力。”吴翠玲认为，中国在真正需要其他国家改变立场的问题上，例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南中国海的主张，却几乎没有获得成功。中国与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只是没有约束力的一个象征性宣言。仅有的一个例外是菲律宾政府改变了在南沙群岛问题上的立场，并在2004年与中国签署在双方争议区共同勘探油气资源的协议。但是，即便是这个协议，也是在中国的利诱下签署的，因为与这份协议一同签署的是北京对菲律宾的直接投资计划。

中国“经济诱惑论”也得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兰普顿的赞同，他也认为经济力量是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激增的重要因素。“我认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吸引力因为其日渐增长的经济实力而趋于上升状态，因为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中国被大部分国家看成是他们单一的最大出口市场。”兰普顿教授认为，中国为实现在东南亚扩张影响力的目标所做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获得相当的成功。

但兰普顿教授指出，中国的政治体系作为一种“软实力”，体制本身没有吸引力。中国不是靠“软实力”影响东南亚地区，“和平崛起”的主张也未能被东南亚完全接受，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日渐增长的影响力更多来自经济利诱，有时甚至是军事威慑，而不是中国的政策主张。

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杜平的文章说，“中国制造”的质量问题在国际上引发了不少风波，使中国政府和企业陷入难堪的境地，并指中国的现状与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很相似，宏观上看似有序，微观上却是混乱不堪。“政府、司法和资本之间的权钱交易，早已从个别现象变成群体习惯；损人利己、坑蒙拐骗和弄虚作假的行为，差不多就快要变成民族的性格。”

坑蒙拐骗和弄虚作假“差不多就快要变成民族的性格”，这句话尖锐而刺耳。虽然尖锐了些，但却一针见血，现在的中国社会确实就是如此。三鹿奶粉事件，也使外部世界再次看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重大弊端。假若现有的各级执政者和管理体制依然无法减少和防止此类事情发生，那么，久而久之，损人利己、坑蒙拐骗和弄虚作假，就真的要变成全社会的习惯，最终成为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

如果仅仅只是一家企业、一种产品的问题，尚且可以理解；但全国查出几十家公司的数十种奶粉都不同程度地含有三聚氰胺，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也叫人无法理解。由此可以得出的印象是，在中国，不只是那些企业和商人在疯狂地欺世敛财，而且就连政府机构、司法机构和整个体制都在弄虚作假。

杜平说，三鹿事件曝光，一位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从电视上看到婴儿死于毒奶粉的新闻，她在刹那间情不自禁地紧紧搂着自己幼小的孩子，为他能在新加坡安全和健康地成长，感到由衷的庆幸和欣慰。她这样问道：“同样是可爱的小宝宝，为什么境遇如此不同？”

为什么境遇如此不同？此问可直透核心：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论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的高速度，中国可谓天下无敌；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生存环境、社会风气、政府信誉、企业责任、公民修养等等，也以无可匹敌的速度向低劣方向滑行。

中国在以超高GDP宣告自己崛起的同时，却以超低的道德要求宣告了自己的沉沦。而相比之下，新加坡一直在两者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平衡，彼此相辅相成。

在中国，身份不同的人观察新加坡的角度很不相同。凡是家有幼儿的父亲或母亲，都会自然地从孩子的角度观察新加坡，羡慕这里安全的社会秩序和相对端正的社会风气。但凡来自中国官方的人员，无论是政府、学术界还是新闻媒体，基本上都带着急功近利的目标和心态看新加坡；他们最关心的领域，大致上只是经济、外资、城建。至于政府官员的工作作风，至于社会风气，特别是下一代的成长环境，他们能否安全、健康而又体面地生活，似都非令其感兴趣的课题。

《联合早报》评论员文章说，当前中国从上到下的核心任务，依然是发展经济；即便社会乱成一片，官商关系乌烟瘴气，群众抗争此起彼伏，道德操守目不忍睹，但只要把经济指标搞上去，那个政府就是好政府，那个官员就是好官员。各级政府的所思所想，与人民的所愿所盼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回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种种现象，类似三鹿奶粉这样的丑闻何止限于一时、一地。官员只是把眼睛盯在财政和利润之上，他们就必然是目中无“人”。

以强烈的功利心态研究新加坡，得到的启发很有可能是一厢情愿的诠释和理解；抱着“速成班”学员般的短视浅见照搬新加坡经验，也许碰巧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不能长久地维持。因为他们掌握不了新加坡经验的精髓。

新加坡经验的精髓是什么？几十年来，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维持繁荣，就是因为它的社会诚信、政府诚信、法律诚信、企业诚信和公民诚信，都受到了内外资本、内外企业和内外消费者的信赖。

在急功近利和投机取巧的短视者看来，诚信不只是一文不值，反而是损己利人、自伤其体的累赘。当三鹿集团在牛奶里掺入“增产化肥”而成为政府青睐的缴税大户之时，苦撑着诚实和良知的企业就面临倒闭。既然诚实不值钱，反而还要吃亏，那就都来弄虚作假。这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政府一直视而不见的最大毒瘤。

不诚实的官员、不诚实的企业和不诚实的个人，三者携手合作，结果首先毁掉自己，然后也会使整个民族作假成性，毫无尊严。

16年前，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有关借鉴新加坡经验的那段文字，中国人早已耳熟能详。邓小平说：“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16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与邓小平所期望的目标依然相差太远，与他所推崇的新加坡样板依然不能相提并论。各级执政者应当记住邓小平的话，经常揽镜自照。

《日本新华侨报》10月9日刊发评论文章，说中国农村的新改革是一场涉及人口最多、地域最广、内容最复杂的改革战，也是一次最大的民生改革，并将为全国范围的深层次改革打下坚实基础。可以预料此次中共全会不仅可望作出一揽子“惠农决策”，有助破解转型中的“经济谜局”，也将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风向标。现任中共领导层期望像邓小平等老一代政治家当年一样，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再从农村发起“引爆”新一轮改革风潮，重在构建和谐社会。

毋庸置疑，30年前的那场发轫于农村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带来无比的活力，从农村到城市，沧桑巨变。但30年间不容忽视的是，高速发展也带来了巨大隐患——东西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加大，城乡二元壁垒严重；尤其是道德沦丧，诚信缺失，惟利是图，以官为本，现在已经达到忍无可忍、容无可容的地步。这不仅违背胡锦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建设小康社会的理念，也严重束缚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个时候，重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学习新加坡经验的精髓，不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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