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3日，我的一个朋友在正在城市改造的街道上行走时，突然，一脚踩进了一个洞里，只听他哇哇大叫，说站不起来了，当我们把他扶起来时，才发现那是随便用两块板子盖起来的下水道出口。心想，政府真是处处在响应国家的号召，节约到下水道来，尽然连将就在这块木板上写上“此处施工，行人小心”几个字也节约掉了，明知人家胳膊那么粗，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小腿去搬搬，果不其然，城管局打发我们——满城都在改建，偏偏你那只脚要踩进去。

        我们好像觉得自己理亏，忙人无计，先救人要紧，于是把朋友送进了当地的一家市级医院，心里盘算着，草民贱命，只要人无大碍，谁对谁错，也不是我辈力所能及。一片照下来，右脚踝关节上胫腓骨开放性骨折。说实话，当时心里的痛大过骨折的痛，咬咬牙，只要命还在，医就医吧！交点冤枉钱，把院住下来，行固定术。

        几天后，痛钱就慢慢地大过痛脚，战战兢兢接过吹款单，是为了健康出院，一边安慰自己，痛钱总比痛脚好，一边数着出院的日子。又过了20多天，终于，按医生原计划的出院的日子就要到了，可是，朋友的脚怎么也下不了床，医生决定给他再照一张片，一来看看手术的效果，二来看看是什么原因。谁知一片照下来，原手术处一切正常，而在原骨折上方发现腓骨另有一处骨折。那会儿，真正体会了“祸不单行”的滋味。

        我们质问管床医生，入院时为什么没有发现这处骨折，如果发现，可以通过一次手术彻底处理掉。现在，下端手术已过20多天，难道，还要在刚刚愈合的伤口上再来一刀，行第二次固定术？那么，由此造成的身心的创伤和人民币的创伤，应该由谁来买单。医生说考虑考虑第二天答复我们。第二天，医生回答：“此处骨折不需要手术”。由于事件“专业性”因素，我们仅提出两点质疑盼医生慎重回答：第一，胫腓骨三处骨折，为何只发现下端两处，医生应不应该负诊断失误的责任？第二，应由上级医院来评定。最后，医生说先去评定。

        现在，第一个问题不用怀疑，为了朋友的健康，也为了怕还有别的你想不到的问题发生，我们拿着片到贵州省人民医院，主要是想搞清楚，当初未发现的这处骨折，到底需不需要手术，结果省医的诊断是：1，没有发现此处骨折，是犯诊断上的低级错误；（语言）2，踝关节上胫腓骨骨折术后，腓骨中上1/3处骨折，对位对线差，建议手术。（书面）

        说实话，我们并不希望结果是这样的，还是那句话，小胳膊拗不过大霸腿。事也至此，只好找院方再协商一下。暗自琢磨着医院顾惜自己名声，也许会妥善解决。抱着这种想法，医政科的领导接见了我们，我们把省医的诊断交给主任并提出自己的要求：1，医方承认诊断失误，2，承担二次手术和由此带来的护理、生活、误工等费用，3，如果医方同意前两项，我们可以考虑放弃精神损失的索赔。医政科主任有点像统战干部，首先说点安慰我们的话，然后问我们是干什么工作的，挣钱容不容易，有没有礼拜休息，工作压力大不大。七扯八扯，东扯西扯，就是要把我们的老底摸出来，看看我们的小胳膊粗不粗。完全没有认真对待我们提出的问题，最后，主任告诉我们，过两天答复。等过两天再来，主任的脸嘴已不像统战部长，改成公安局长：“经反复研究，我们采纳本院医生决定，请你们配合治疗，否则，后果自负。”

        幸好国家管事的部门多，不然，还不被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欺负死了，城管局不是人，卫生局是管人命的，难道还不是人不成。一边心里还想着，有国家真好，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国家，社会就像黑社会，我们这些良民说什么也混不下去，说不定为了苟活，也要加入黑社会，想着想着，浑身直冒冷汗，幸好！幸好！

        医政科主任未等我们开口，满脸堆笑，等我们说明来意，脸就沉了下来：“人家是专家，我们虽然是领导，但也要听取专家的意见。”我们反问：“省医医生不是专家？”医政科主任先是摇摇头，然后又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做完这些动作后，点燃一只烟，长长的吸了一口，然后，又轻轻的吐出来，烟雾在空中变成一个一个的圆圈，在小小的办公室内甚是壮观，主任的这张大嘴，让我们羡慕不以，可惜是从政，要是从商，搞表演，足以让他发财，等小圈圈变成大圈圈，主任这才说话：“你们是在省医看的病吗？省医的诊断没有法律效力嘛，等病人治愈出院后，可以交6800元到局里面请医疗事故鉴定小组帮你鉴定，那个才有法律效力，如果你还不服，可以再交8800到省里面鉴定，那样，我们局里面才能处理，现在你们先回去，把病人治好再说。”等我们从他的烟雾中回过神来，才明白又是一个统战部长，这个更厉害，同时用恐吓和同化打我们的心里战。后来，我们才从别人那里得知，这位科长曾经因为大脑摔坏住过那家医院，由此而欠下人家一笔人头债。

        那个晚上，是我们一生中最绝望的晚上，这种“最”，以前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我们甚至怀疑流淌在我们身上的血是不是中华民族的血，因为，它是那样的冰凉，让我们的头皮感觉发麻，全身感觉毛骨悚然。从今以后，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将不再有安全感，不再有信心，每走一小步，将如履薄冰，如走钢丝。而且，还要无视恐吓的存在，幻想同化的存在才能过活。

        第二天醒来，看着红彤彤的太阳，又要面对自己的生活，昨天的那件事，它将怎样来结束，考验着我们每个人。后来，我们都想到了最后的那把秤——打官司、上法院。于是，我们开始琢磨这事，赢了官司输了钱不说，关键是这个“赢”对我们来说，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赢”，如果是的话，我们的这一生，将是打官司的一生。因为，我们必将与这样的人打一生的交道。一个平常人根本难以承受这种力量悬殊的无休无止的较量，何况，谁输谁赢不是我们说了算、也不是正义说了算。所以，这是一个笨重甚至是无知的主义。

      这件事直到现在，也是不了了之。很多时候，“爱国主义”和“愤青”纠缠着我们的心灵，做一个愤青者觉得太小儿科，但当一个爱国主义者，我们找不到着力点，甚至，当同胞拿着我们给他的权力在明目张胆欺负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理解什么是民族主义。

        原本是想给本文取一个叫《从一桩医疗事故得到的照妖镜》的名字，希望它染上神秘的神话色彩，借一借蒲松龄的灵气。但是又一想，妖怪就站在你的面前，用“照妖镜”简直是多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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