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朝代都幸而有一两位贤相诤臣，典型的是唐太宗时期的魏征，他死得早，算他命大福大。其余的，大多数结果都不太好。有的更悲惨，不是杀头，就是贬谪。这样的历史冤案，不论古代还是现代，比比皆是。那些不愿承担充军发配，满门抄斩风险的人，就变成软骨头、墙头草，违心说话做事，哄上司和皇帝开心，走升官发财的路。即使在现代社会，有谁敢说“君臣关系”完全脱离这个铁律。然而，抛开政治立场与价值观的好恶，在君臣关系上，笔者推崇蒋介石与胡适的关系模式。
由于历史的偏见，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客观上损害了胡适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鲁迅曾经因为胡与蒋走得太近调侃过胡适叩拜清末逊帝时的那种屁颠颠的御用情结。但根据蒋胡二人的交往史，胡适始终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一直没有离开言论自由、民主宪政、保障人权等重大问题。事实上，他既不像革命家似的与当局有不共戴天的敌意，更不像投机者那样曲意逢迎、依阿取容。蒋介石作为一代独裁领导人，尽管打击甚至镇压过不少民主自由人士，但他一生还能够结交善待胡适这样的诤友，接受对方批评和和讽谏，也实属不易。胡适在蒋身边能够善终，无疑给蒋介石的政治生涯增了分。
早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不是共产党的胡适，几乎成为国民革命的敌人，这是历史不能抹杀的。胡适按捺不住愤怒，突破“不谈政治”的禁忌，发文严厉批评中国社会缺乏人权、缺乏法治的状况。他举例说，安徽大学一位学长因为顶撞蒋介石而被拘禁，家属只能四处奔走求情，却“不能到任何法院控告蒋主席，这就是人治。”但胡适怒发冲冠的背后，是对当局对政策抱着一种修正的态度，“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大陆很多人所不知的胡适。
胡适甚至对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也提出过异议，他说，孙中山以民众素质低下为由，主张在制宪之前有一个“训政”阶段，这是不对的。民治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承认普通群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的。结果招致“侮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和蒋介石给他授予的“反党”罪名。
1932年，来武大讲学的胡适拜访了在汉口的蒋介石，这是二人第一次相见，未能与蒋单独会晤的胡适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此书又集道家之大成，其中心思想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无为政治的重要基础是君主的知识有限，能力有限，必须靠全国的耳目为耳目，靠全国的手足为手足。这便是“众智众力”的政治。相反，一个掌握大权的人如果太相信自己，太有为能干，那就是老百姓的灾难。
当然，胡适也说过蒋介石的好话。1935年，胡适曾对蒋介石作过善意的评价：“他长进了，气度也变大了，态度变平和了，他的见解也许有错误，他的措施也许有很多不满人意的，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人谋利益的。”……并且“能相当地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即使赞许也是谈论言论自由，希望蒋介石不做独裁的最高领袖。即使是说好话，其口气俨然一幅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态势，贵为领袖年轻气盛的蒋介石是需要一定气量才能领受这番美言的。
1947年蒋介石邀已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做国务委员和考试院长，胡适再三婉拒，理由是请政府要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有点用处，始终不愿意放弃独来独往的自由。次年蒋提议胡适作总统候选人也遭婉拒。在政府风雨飘摇之际，胡适仍然向蒋提出十条意见，要蒋“必须认错，必须虚心”，蒋介石都能很和气地接受。1948年底，蒋请胡适出面向美国争取外援，胡适为难地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第二年年初，胡适给蒋介石讲了英国的温赖特将军在战争中被迫投降，却不失英雄本色的故事，试图用西方人对战争与价值观的理解，劝他放弃抵抗，走民主共和之路。胡适向新闻界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而在这个时候，我们记得闻一多、李公仆是作为反独裁争自由的民主人士被当局所杀。
1952年，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受到蒋经国到机场迎接。胡适仍然不客气地说台湾没有言论自由。他说：“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希望“在朝的要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建立合法地批评政府，合法地反对政府，合法地制裁政府的机制。”他认为言论自由是需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政府承认新闻独立是获得舆论支持的必由之路；报人说老实话，说公平话，不发表不负责任的高谈阔论，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主要秘诀。这些意见相当尖锐，但蒋介石仍然能够接受。蒋曾向他保证，“今后政府将实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将获得更多的自由。”胡适的观点与思想，即使拿到我们今日大陆，也算惊言警句。
在蒋介石70岁生日时，胡适重提当年送《淮南王书》的用意，希望蒋克制自己，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那样。他奉劝蒋先生“无智、无能、无为”六字诀，希望他能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总统。那时，中央日报请胡适为蒋介石70寿辰写篇文章，胡适写成后并附一信，说我量人不敢登。因为这篇文章希望总统“无为而治“，不要管太多的事情。当时报社负责人很为难，但蒋介石非常宽宏大量，一字不改地登了出来。
当蒋介石寻求第三次总统连任时，胡适向记者表示：“我仅有一句话，就是反对总统连任。”在发生雷震“涉嫌叛乱”后，岛内在野党给政府巨大压力。胡适顺应民意，公开指责“政府此举不甚明智”，敦促政府应该通过司法程序，而不是通过军事法庭来审理这一案件。另一方面，他盛赞雷震为自由付出的牺牲精神，提醒在野党要更加慎重，希望他们对政府要采取和平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他认为只有在不推翻政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取得政府的“谅解”，否则，执政党就有可能把你先打倒。但这次蒋介石没有听进胡适对政府的意见，仍然通过军事法庭判处雷震10年徒刑。胡适只能以“太失望”表达自己的心情。
1962年，胡适去世。蒋介石得此噩耗，写了一幅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第二天又上书挽额“智德兼隆”，以求哀悼。蒋介石还亲自吊唁，并颁布褒扬令，对胡适盖棺论定，但对胡适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努力缺乏充分的肯定。这也说明，作为独裁者的蒋介石既有难得的雅量，更有他自己的不易动摇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回首一看，胡适一生向蒋介石要民主自由和人权，近乎与虎谋皮。谈民主人权自由，扯上君臣关系，本身二者相悖。在现代中国，二者客观联系又客观存在，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见而不认。
蒋胡二人先后作古多年，有人追捧胡适为当代圣人，就笔者的阅历与见解暂不苟同。但胡适关于民主人权自由的思想的确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一笔宝贵财富。有人简单地把胡适当作独裁者的御用文人，笔者也持异议。因为，偏颇历史描绘给我们“奴颜媚骨式”的胡适，其实保持了他为民请命铮铮风骨式的独立思想与人格。蒋胡“君臣关系”模式值得我们反思历史和现代许多诤臣义士的不朽作为与悲惨命运，反思有些南辕北辙事倍功半的民主运动。说白了，大陆的民主政治建设值得借鉴，金玉其外的台湾民主也值得认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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