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BBC报道，中国官员10月10日表示，中国将帮助要求赔偿的外国公司。这些外国公司从奶制品出口商那里进口了含有三聚氰胺的奶制品。卫生部副部长刘谦说，外国公司的索赔要求将在商业层面解决，但是如果索赔要求遇到问题，中国准备通过外交渠道提供帮助。刘谦在同亚洲国家卫生部长举行会议后在记者会上说，中国会提供一切帮助，还说要敦促所有有问题的公司遵循市场规则，按照法律程序解决问题。

报道说，在中国官方作上述表示时，许多国家诸如菲律宾在市场上发现了至少三种来自中国的含有三聚氰胺的有毒奶制品，这些国家可能向中国提出索赔。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国家提出索赔要求。出席这一会议的除了东协十国外，还有日本及韩国代表。

笔者对官方这一表态表示欢迎，说明中国政府是一个敢于承担国际责任的政府，这个责任还包括因自己国家的企业法人的不当或错误行为给国际消费者到来的损失和伤害，政府并不进行“国家保护主义”，而是愿意遵循市场原则和法律程序解决问题，包括索赔。

不过，中央政府在国际上都愿意承担责任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却大肆进行“地方保护主义”。目前，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困惑着国内外的人们；而且，这种行为和中央政府的磊落形成很大的反差，严重地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形象，并危害着中国民众的权益。

国庆节前，香港《大公报》报道，北京三鹿事件志愿律师团在全国招募的公益律师日前有30多人因受到压力而退出，“义务援助受害者的律师退出，来自于某些单位的压力，这种做法不可思议，也引起了律师界的强烈反应。”有律师这样说。

目前，在北京、河南、安徽、新疆、山东等地，全国各地参加“三鹿事件志愿律师团”的律师们，正履行着相同的公益行为。除了北京、新疆和宁夏也先后有人义务组织了这样的公益律师团，先后已对2000多名患者家长提供了义务谘询服务。30多人因受到压力而退出后，又有新的律师参加进来，现时仍有逾百人。

然而，在这些热心律师希望能够积极正面地处理和解决毒奶粉善后问题的时候，某些机构和部门却设置种种障碍。香港《大公报》报道说，经过多方了解，获来自不同省市的律师分别证实：9月23日，就在公益律师们热情高涨的时候，北京某部门给各地发出了“明传电报”，要求各地司法部门、律师协会组织律师团体为消费者服务；同时还禁止律师“私自串联”、不允许律师利用媒体、互联网、报刊发表影响政府处理事件的言论；相关索赔案件要汇报，不得私自受理……等等。30多名律师就因为不堪压力退出“律师团”。

在中国，律师资格是由地方司法部门控制的；对拒绝听从主管部门命令的律师——哪怕这种命令是明显违法的，当局就可以找各种理由和借口，吊销他们的律师资格。

北京一位姓陆的律师表示，有的律师打电话来时还提心吊胆，要求相关人员帮自己圆谎：“别说是我给你们提供的电话号码，就说你们自己查到的”；“这些律师明显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陆律师说，一些省的司法厅和律师协会开始找律师谈话。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是某省的司法厅，有律师反映，一些律师事务所的所长被某个副厅长召到办公室，明确指令：哪个所的律师没有退出之前，不准离开办公室。

另外一个省的律师阿君（化名）告诉记者，先是省司法厅找他谈，后来又有律师协会找他谈，最后司法厅和律协一起找他谈话，目的只有一个：退出志愿律师团。司法厅官员说，虽然律师们的动机是好的，但担心“有可能被境外媒体利用，志愿团老给境外媒体发消息，对政府很不利，有攻击政府的嫌疑”。阿君表示，据相关人士透露，国庆节之后，该省司法厅将会根据前述“明传电报”下个正式文件，对相关要求做出书面上的具体规定和措施。“司法厅对上面要求自己做的事情并没有动静，而对律师的限制要求则比较积极。但不管怎麽说，现在消费者的法律诉求非常强烈，有关当局应及时疏导，通过法律有序地化解矛盾，而不应一味施压，致矛盾激化。”

“美国之音”也报道说，毒奶粉事件在中国曝光之后，最先被曝光的生产毒奶粉的三鹿集团所在的河北省的律师受到压力，不能代理毒奶粉索赔案件，其他省市志愿为受害者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也受到要求他们回避毒奶粉案件的压力：尽管中国在技术先进到上可以把人送入太空，但是在法治建设方面却依然没有迈入现代法治国家的门槛。

免检奶粉生产厂家长期生产销售掺有有害化学成分的奶粉，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受害，1万3千多人不得不住院治疗，至少4名死亡。中国当局承认，蒙牛、伊利等国家名牌企业也在生产问题奶粉的行列，这些厂家的产品占中国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六七十。

毒奶粉事件曝光之后，三鹿集团总部所在的河北省的律师受到压力，被迫保持沉默，不能接受代理毒奶粉索赔案件。近日来，其他其他省市志愿为受害者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也受压力和威胁，要求他们不要卷入毒奶粉索赔案。

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表示，在公开大力宣传中国如何科技先进，如何把宇航员送入太空的同时，当局某些官员却不要起码的脸面，不愿或不能向世人呈现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肤浅外表，阻拦受害的公众和律师提出起码的索赔要求，而官方的新闻媒体也对公众的索赔要求保持沉默。孙文广表示，这种强烈的反差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中国还多么落后，中国在法治建设方面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是在退步：“不能够自由地报道，律师也不能接案子。这种事情，实际上在中国的历史上比过去还落后。比民国时期还要落后，甚至比满清末年还要落后。”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这种所谓“没良心”的企业之所以层出不穷，能长期安然坑害公众，是因为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掺假使坏的企业可以靠掺假使坏赚钱，而且他们的这种缺德行为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河北的律师以及其他地方的律师受到地方当局要求他们不要接受毒奶粉索赔案件的压力，中央政府应当明确表态，保护公众、消费者和律师的基本权益：“中央政府应当及时纠正这样的做法，以免在国际社会给中国造成进一步的负面的影响。”胡星斗表示，中国政府只有支持消费者维护自己的权益，准许集体诉讼，让那些缺德企业无法通过缺德的营业赚钱，才能鼓励中国企业的良性竞争，才能避免毒奶粉之类的事件反复重演而且是愈演愈烈。否则，只是抽象地谴责企业缺乏良心，谴责政府干部缺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是无用的。

至今，新闻媒体对外界所报道的河北律师被禁止接受毒奶粉事件索赔案件诉讼代理一事保持沉默。在奶粉事件爆发之初，胡星斗教授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就说，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加强了对官员的问责，但仅仅是事后的问责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要建立事前的监督制度，这其中包括新闻监督和公众监督。胡教授说：“要使得我们的媒体进一步放开，能够比较自由、独立地报道公共食品领域和其他领域的渎职和腐败问题。此外，还要加强公众的监督。比如通过消费者集体诉讼，并且通过公众来监督有关国家部门等，形成一种连环问责。公民去问责政府机关，政府机关去问责其管辖的企业，要把这种事后的监督更多地转变成为事前的监督。”

事实证明，胡星斗教授不是无的放矢，早预料到有关部门将阻止律师参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诉讼；也早预料到新闻媒体将对律师被禁止接受毒奶粉索赔案诉讼代理一事保持沉默。这不是中国学者有洞若观火的聪明，而是有关部门以及新闻媒体的毫无道德观念、毫无法律观念的惯性，让中国有良心的学者都一个个成为了预言家。

国庆节已经过了这么久，有事实证明，香港《大公报》所报道“据相关人士透露，国庆节之后，该省司法厅将会根据前述“明传电报”下个正式文件，对相关要求做出书面上的具体规定和措施”的消息不仅属实，而且不仅是一个省这样做了。近日，台湾“东森新闻”报道，大陆广东出现因为三鹿奶粉受害的首例肾结石患者，婴儿的父亲张秀文日前在律师陪同下，带着陈情书告上法院，向三鹿求偿人民币90万元，但结果却让他们很失望，广州市法院竟然以涉案金额“不足”5千万元人民币而驳回申请，并称是否予以立案尚需仔细研究。

张秀文的儿子小宇现在才11个月大，当时因为喝三鹿奶粉发生肾结石病变，不但是广东的首例受害者，还因为找不到病因，在第一次开刀时继续食用三鹿奶粉，导致病情反反覆覆。现在小宇身上有一道两公分长的伤疤，左肾还留有不少结石，医生估计必须再开一次刀，但现在法院不愿受理他们的控诉，让小宇的父亲求助无门。

在毒奶粉事件曝光之后，总理温家宝表示非常痛心和内疚，并含着眼泪到医院慰问了受害儿童。温家宝斥责生产毒奶粉的企业“没良心”，并表示对那些没良心的企业一个也不放过。有关部门以及新闻媒体担心“有可能被境外媒体利用，志愿团老给境外媒体发消息，对政府很不利，有攻击政府的嫌疑”；就自觉承担起无良心企业的保护人，为虎作伥。

如果说“美国之音”、“德国之声”、“东森新闻”等境外媒体有可能涉嫌“攻击政府”的话，但地球人都知道，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事实上一直就是大陆党和政府在香港的喉舌，难道它们也“攻击政府”？相形之下，只能体现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的“报为民所办”的坦荡，衬托出内地媒体“权为官所用”的猥琐。

毒奶案震惊了世界。胡锦涛谴责“一些干部不关心民间疾苦，对民众生命问题麻木不仁”，温家宝则指痛斥“一些企业没有良心”，决不放过。阻止、禁止律师甚至司法机构为受害者讨回公道，不仅比掩耳盗铃还愚蠢，也是对法律、人权的践踏，更是对胡锦涛、温家宝的对抗。这样的行为，除了给外界切切实实攻击中国党和政府的炮弹外，还在老百姓心中再次种下仇恨和和绝望的种子。笔者怀疑，它们是不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机构；做出这些决策的官员，是不是敌对势力派到体制内的以毁灭党和政府为最终任务的特务！

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率性篇》中说，“传曰：‘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圣主之民如彼，恶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如今之世，全国民众徘徊在“尧舜之民”与“桀纣之民”中间；怎样处理“毒奶案”一事，全在当政者的“化”功。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显然不愿意走胡锦涛、温家宝的“尧舜”之道，而对“桀纣”手腕情有独钟；拥有“化”之权责的新闻媒体也附庸权力，甘当奴才。

不过，笔者相信中央政府和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不会就此罢休的。笔者相信，一个敢于承担国际责任的政府，更敢于承担对自己人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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