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或许将牢记2008年9月

发表于 2008-10-12 03:00:56

北京奥运会的欢呼音犹在耳，人们就悚然发现已经进入多事之秋，盛世荣景背后，其实危机四伏。尤其是山西的尾矿溃坝与河北三鹿毒奶粉，震动寰宇。前者，矿主竟然置下游民众安危于不顾，继续违规开采，各级政府的监管人员对重大隐患也视而不见，致使20万立方米泥石流从天而降，300多人伤亡；而后者，名牌三鹿婴幼儿奶粉中掺杂三聚氰胺，导致万余婴儿罹患肾结石，已有死亡病例。更令人恐慌的是，在后续检测中爆出22家企业69批次婴幼儿奶粉含有三聚氰胺，其中包括北京奥运赞助商“伊利”和另外一家名牌“蒙牛”。这样的灾难，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以事件的恶劣程度，毒奶粉远在溃坝之上，溃坝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天灾的味道，而毒奶粉则完全是人祸。溃坝死人，是中国丢脸的事情，毒奶粉则是中国脸皮丢尽的事情。在毒鱼、毒蟹、“大头娃娃”奶粉等恶劣食品事件之后，还有毒狗粮事件，如今再来个毒奶粉，中国的食品业在国际上彻底完蛋，毒奶粉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这些年来，有关有毒有害食品的报道和消息可以说是不绝于耳，一部分人为先富起来，种种伤天害理发明层出不穷。食品隐患防不胜防。仅仅央视的《每周质量报告》有限的曝光就已让人触目惊心。但人总不能不吃不喝，我们总要生存下去，面对众多的此类新闻，人们大都已经麻木。然而，三鹿毒奶粉的毒手竟堂而皇之地以“国家免检产品”的身份大面积地伸向了我们的孩子，让人无法压抑心中的愤怒。

这不是一个躲在阴暗角落里偷偷加工的三无产品，也不是贴上仿冒的商标在市场上的招摇撞骗。这是一家多次入围中国500强、先后荣获中国名牌、国家免检产品和中国驰名商标称号、生产的三鹿奶粉十四次荣获全国市场同类产品销量第一名荣誉的企业，是国家重要领导人多次去参观视察的企业，它的品牌被称为中国行业标志性品牌，谁会想到这样一个企业能让这个民族断子绝孙的冷面杀手。

毒奶粉风暴震撼中国。牵涉其中的知名品牌，包括蒙牛、伊利、三鹿等企业的董事长们，又是如何面对呢？自称为田文华女儿的吴晴在个人博客上写了四篇文章：《我妈是三鹿董事长，不要污蔑我妈！》、《我母亲田文华被枉了！》、《我母亲被政府免职了》、《母亲让我出国》。在《母亲让我出国》一文中，吴晴称探望被囚禁的母亲时，母亲让她尽快出国，并已替她安排好。对田在狱中，还有能耐火速安排女儿出国，网民感到无奈多于愤怒。

而蒙牛集团董事长、“中国民营工业行业领袖”牛根生在博客上的长文，虽然表示会为被查出的毒奶粉负起完全责任，但同时强调不合格婴幼儿奶粉在蒙牛产品中所占的比重“小而又小”，“没能完全把含有三聚氰胺的原奶阻挡在厂门之外”是因为不知道其中有诈及传统上没有相关的检测。网民留言直斥：“人都被您毒死了，你还一点歉意都没有，一个劲儿地抵赖。”伊利集团网站发表了《致亲爱的妈妈们的一封信》，也强调有问题的儿童奶粉只占其销量1%，而且“三聚氰胺的含量远低于美国FDA公布的人体可接受的含量标准”。网民称，这份声明是“无赖中的极品”。

这些企业家长期玩转传媒、官场，头上戴满政治光环；如此表演是真忏悔？还是卸责？

我们不希望既得利益者有良心，真忏悔。当赚的黑心钱胀满了无良者的荷包，毒奶粉股东们盆满钵满的时候，他们可以完全丧失人性。但我们不能不追究当地政府。因为他们一方面靠老百姓养活，应为老百姓对经济社会负监管之责。但遗憾的是，当地无良企业及其业主的利益，就是当地政府的利益，在这里官商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但在某些当权者心目中，所谓“发展”，就仅仅成了GDP的增长，而不是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二三十年来，GDP饥渴症成了流行病，从中央到地方，GDP几乎成了唯一的硬指标。有了这硬指标撑腰，部门和地方官僚的各种坑民、害民、扰民、伤民的行为都有了十足的底气。

奶粉丑闻表明，我国政府至今没有能够在经济自由化和调节之间建立平衡关系。经济生活中，似乎还存在一片无法控制的无政府状态。私营企业家、国有企业与地方官员结成帮派，互相勾结，获取利润、违法不究，这些已成为常规。

奶粉丑闻后，中国质检局宣布：奥运和残奥期间供应外国运动员的乳制品经过特别检查，没有任何问题。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曾问道：“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保证中国儿童乳制品的纯净呢？”质检人员的回答很简单，“平常缺乏有效的检查"。法兰克福汇报接着写道：“只有在可能影响中国形象的特别活动时，官方才会进行检查。所以平时在食用中国生产的几乎所有食品时，都应谨慎为要。过去几年，一系列食品丑闻使人民共和国的消费者惊恐万状，最近牛奶掺假事件不过是最新的一次而已。”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指出，“中国的猪肉中含有治哮喘的药物，鸡肉中满是抗菌素，大虾是在违禁的营养液中养成，有的面粉中含有石膏。中国蔬菜中含有杀虫剂、甚至早已禁止使用的‘滴滴涕’残留物也不少见，养鱼场用违禁药物喂鱼。到处都在争取生产更多更快的产品、获取更多的利润，全然不顾消费者的健康。中国消费者抱怨说，每次只有发生灾难后，检查部门才行动起来，实行严厉惩罚。”但我国政府有关部门不仅不高度重视这一危机，而且抱着习惯性的政治思维，认为此事背后一定有海外敌对势力炒作。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去年7月17日在一次会议上，就以长篇篇幅阐述国际社会“蓄意炒作”中国食品安全话题，并继而蓄意诋毁中国。

丑闻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打击不言而喻，国际媒体还来不及全面回顾北京奥运对中国的影响，焦点瞬间已经转到了三聚氰胺奶粉，“辛辛苦苦大半年，一下回到奥运前”。但毒奶粉丑闻不仅仅一笔勾销了北京奥运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形象，更为严峻的后果是毒奶粉撼动了社会基本信心，如果没有及时全面的体制改革，最终将削弱政府的统治基础。

人们在反思毒奶粉丑闻之际，把问题症结的矛头指向政府，刺激着民众的情绪。地方政府事前涉嫌隐匿，事后说法矛盾，加深了民众的怀疑与不满。官方媒体报道说，22家乳制品企业同时生产三聚氰胺毒奶粉，“暴露了奶粉行业的‘潜规则’问题”；但报道没有指出的是，有关政府部门也是潜规则游戏的玩家之一。国家质检总局在5月发布了《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质量公告》，宣称“产品实物质量抽样合格率为99.1%”，其中“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大型生产企业在连续三次的国家监督抽查中，产品实物质量抽样合格率为100%”，“16种获国家免检产品和8种中国名牌产品”也全部合格。22家生产毒奶粉的企业，就包括了公告中的“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大型生产企业”、它们生产的是“国家免检产品”、“中国名牌产品”。

更激发民众愤慨的地方是有关部门的双重标准。供应北京奥运和残奥的乳制品都没有发现三聚氰胺，说明官方完全有能力确保食品安全。但在国内却造成上万婴儿肾结石，四个婴儿死亡；有网友评论说：“把三聚氰胺留给自己，把安全送给客人。”我国政府提出“以人为本”理念，并在反击国际对中国人权的指控时，强调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把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反对西方以“自由”为第一人权的要求。那么，一些官员放任威胁婴儿健康生命的三聚氰胺奶粉，既违背了对“人”的基本尊重，更残害下一代公民的生存；尤其是，当北京、河南、安徽、新疆、山东等地热心律师希望能够积极正面地处理和解决毒奶粉善后问题的时候，某些机构和部门却设置种种障碍，“相关索赔案件要汇报，不得私自受理”等等，更使我国的司法、法律蒙羞。

此一事件若处理不好，不但将成为“中国食品安全的9.11”，更将成为中国国内民心和国际形象的滑铁卢，负面效应可能几个奥运都无法弥补。

值得欣慰的是，山西的尾矿溃坝与河北三鹿毒奶粉发生后，中央政府已经加强了问责制，新闻监督，道德教育与规范化的建设。十七届中央委员原山西省长孟学农、十七届中央委员原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和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等为此去职。

特别是孟学农再次倒下，具有特别意义。他在2003年履新仅93天，就为SARS事件不透明负责，辞去北京市长职务；“东山再起”后仅仅任职377天又再次鞠躬下课。孟学农，被称为中国最“倒楣”、“背运”的高官。从个人的命运来看，他确实运交华盖、仕途多舛，让人感慨；但是从另一重意义上说，孟学农再度引咎辞职，体现了中国有良知的官员勇于承担道义责任的自我期许；笔者在惋惜之余，感到钦敬。

最近数年，中国颁布了不少法律和行政法规，例如200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2005年人大通过《公务员法》，还有《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等，都有问责、引咎辞职的规定。但是条文历历，遵者寥寥；即便激起民愤，难违民意，不得不对官员进行处罚，往往也是官官相护，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打下，这些受到处分的官员，有的不久便异地为官；有的虽然头上没了乌纱帽，但俸禄照拿，“享受同级待遇”；在这种官场风气中，孟学农引咎辞职的举动，难能可贵。孟学农两次辞职，证明了他不失为一条汉子。但愿此举从个别官员的自觉行为，能发展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常态和机制。

多年以来，胡锦涛、温家宝耳提面命，要执政者“以人为本”、要政府“利为民所谋”；但许多官员却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将做官当成一种高回报、低风险的一本万利的职业。一旦出事则层层争功诿过，丧事当成喜事办；竞相在电视屏幕上、媒体版面上“赶往第一线”，煞有介事地“组织”、“领导”抢险救人，以掩盖其失职、渎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008年9月，中国发生的诸如山西的尾矿溃坝、河北三鹿毒奶粉、深圳大火等一系列人祸事件，考验着中国的社会正义与道德良心，更考问了中国的现行社会体制。如果在中央领导人倡导的重建公民道德的运动中，建立一种现代的社会治理制度——多边参与、公众监督、社区自治、新闻监督等等，让民主、自由、人权和市场经济融为一体，才是中国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