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4日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10月12日在北京闭幕。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总书记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从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三个方面全面部署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是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能带动我国经济社会新一轮发展。

这次全会审议通过的“推进农村改革的决定”，通过解决土地、农村金融和农民工权益等问题，以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香港《明报》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未来将负责这项农村改革工作。

香港《明报》说，被视为下届国务院总理的热门人选、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将会主管未来农村改革发展工作，此项安排具深层含义。

首先，李克强曾于1998年至2004年间在农业大省河南省担任省长、省委书记职务，对农业问题比较熟悉，是负责农村改革发展工作的合适人选；而未来农村的改革发展牵涉甚广，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与配合，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明显在工作的开展、协调方面更具优势；其次，农村改革发展问题非一朝一夕能解决，可能需要十几年的努力，由于温家宝的总理任期还剩4年，难以在任期内解决有关问题；由于李克强是下届总理的热门人选，再加上可能连任一届，就会有十多年的时间去处理农村改革问题，有助于政策执行的持续性、连贯性。而今年曾主持国务院“大部制”改革的李克强获得赞誉，再负责农村改革问题，可谓意义深、而担子更重。

在世界的眼睛里，中国经济腾飞，中国富了。但是，和中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可匹配的，是广大的农村和农民。香港《大公报》报道说，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记者探访了小岗村——30年前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一年超越温饱线，三十年没过富裕坎”这句顺口熘道出了安徽小岗村人的无奈，“小岗村人现在虽然卖粮不愁，肚子饱了，可钱袋子仍是空的。”用村民的话说，就是“除了房子新了，其他的变化都不大”。

 30年前18位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现任村主任关友江表示，30年前，小岗村全村都是茅草房，连一片瓦都没有，现在，所有村民都住上了楼房。从茅草屋到小洋楼，小岗村人在30年间的变化显而易见。但小岗村人也很清楚，自家跟自家比，进步是很大，但和富裕地区村民比，“仅仅是温饱，离富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18个“带头人”按下红手印的1978年，小岗村全村人均年收入仅22元，第二年跃升为400元，一举脱贫，从此告别“逃荒讨饭的日子”。然而，此后的二三十年间，小岗村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对缓慢。到去年，小岗全村人均收入为6000元。

正值秋收，但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秋收的大多是老人和妇女，鲜见青壮年劳力，经询问方知，青壮年大都外出打工去了，主要是因为“农资价格上涨得太厉害，种地收益不大，没有外出打工划算”。记者查知，依当地一年种一季稻子一茬麦的耕作模式计算，小岗村一亩田一年的收入只有500至600元。换言之，一个农民打工一个月，比一亩田一年的收入还高。全村80%以上的年轻人都选择了进城打工。

在小岗村人自己看来，小岗“先行”未“先富”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发展好工业。30年来，大包乾带头人之一严宏昌一直有两个梦：一个是已经实现的“大包干”，另一个是始终未圆的“工业致富梦”。他先后创办过6家企业，但都因种种原因未成功。严金昌认为，小岗与长江等名村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工业上。“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搞生产只够吃饱饭，要想富裕，就要发展工业。”9月30日，胡锦涛视察安徽时，严金昌还就此专门向总书记提议：“小岗要农业、工业、旅游业一起上”。

如何圆“工业致富梦”，其实中国农村已经有人开始探索。10月10日，湖南省株洲市第一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株洲金岭农村经济合作公社在攸县网岭镇北平村成立。该村有20个村民小组400多户自愿以1500余亩土地，通过组建株洲市金岭农村经济合作社，实行集约规模经营，形成以优质稻、瓜果、蔬菜、养殖为特色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株洲市“两型社会建设”办主要负责人陈玉明介绍，金岭农村经济合作社是在确认土地使用权、财产化的基础上，以资产为纽带，以市场竞争为原则，把农民从土地中解脱出来，让他们大胆地走出去创业，实现村民居民化、农民农工化、经营规模化、全村合作化的首个“新型农村公社”。

首个“新型农村公社”的成立，主要是探索进行农林用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化、交易许可、市场化流转等改革实验，在自愿有偿的前提下，通过联合、委托经营、入股、出租、经营转让等多种途径，将一部分乃至全部耕地集中起来，组织开展规模化、专业化经营，集约、节约利用土地，发展特色、高效农业。

陈玉明说，下一步将对合法取得的村民宅基地等集体建设用地进行确权、发证，实行交易许可、中介代理等改革试点，这意味著，今后这里农民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在一定规模控制下可以转让、抵押等对外流转，不受对象限制。

但有香港媒体担心，土地流转或将在中国农村掀起一股瓜分土地狂潮。

媒体举例说，上世纪末，当局进行的国企改革，通过明晰产权、抓大放小、上市融资等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将中小国有企业卖光、送光、分光；这场国企改革成为权贵们的盛宴，有权有势者在其间上下其手，大获其利，造成巨大的国有资产流失；而为数众多的工人为国企献出一生青春，最后被买断工龄扫地出门，残喘度日。媒体担心，今次农村改革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允许土地兼并与买卖，是否会出现当年的国企改革的弊病。

媒体说，国家虽然控制一些重要的商品粮耕地，但绝大部分的山地、林地化公为私。在这跑马圈地的过程中，拥有资本优势的商人、农村的基层官员、恶势力头目将成为改革的主要受益者。而普通农民，在资本的强势、权力的威逼、恶势力的恐吓下，将成为改革的受害者。可以预计，这场席卷全中国的土地新政，在推行过程中必然黑幕重重，充满暴力、血腥和腐败的罪恶。

港媒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日前被揭露的“安徽省凤台县部分乡镇干部假借新农村建设之名，以每亩不足二万元的超低价强迫农民出卖耕地，变相用于商品房开发和其他建设，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得不到应有的生活保障，流离失所”的事实，可以佐证。

事缘凤台县钱庙乡钱庙村党支部书记在内的一些村干部，打.新农村建设旗号，在当地搞了个新农村试点项目，圈地三百多亩。在未经审批的情况下，由2006年开始，按照每亩19800元的价格向农民强行征地，开发房地产，谁不卖地就要捱打。有一户村民不同意征地，村干部就将砖瓦堆在他的田地上，令其无法耕作，村民家人也被村干部指使的人打伤。另一条村的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更加穷凶极恶，强征农民耕地搞房地产开发后，还不准农民在自己的家宅基地建房，必须购买他们所建的商品房。

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凤台县成立的调查组曾责令村干部限期拆除正在建设的房屋，恢复土地原状。奇怪的是，违建房屋不仅没有被拆除，反而全部落成，还明目张胆地进行扩建。

事件折射出中国目前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一，就是官商勾结、巧取豪夺，令大量靠土地维生的农民，失去土地而又得不到保障。即使国家三令五申，禁止有关恶行，但地方政府阳奉阴违，压制、打击报复上访村民事件层出不穷，侵占农民土地事件愈演愈烈。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去土地的农民盲流到城市变为农民工，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愈来愈严重，农民工的生存空间愈来愈小。目前全中国的农民工超过两亿人，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更是难以估计。

从目前情况看，有可能成为大地主的，将是现今农村的村长、村支部书记、恶势力头目、大姓家族的头面人物，他们现在是农村的既得利益阶层，在新一轮改革中，亦极易占得先机。但归根究柢，造成农民工惨况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目前严重的官商勾结、巧取豪夺，令贫富悬殊已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一些官员为了中饱私囊，与奸商同流合污，用低价、胁迫等不法手段抢夺农民土地，搞房地产牟取暴利，失去土地的农民则被弃如敝屣，成为彻底的“三无”人士：无地可种、无业可就、无处可去。

毛泽东曾经说过，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著名经济学家文贯中日前也说，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土地。新中国成立后，在土地问题上一直处于探索中，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农业合作化、农村大跃进，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如今的“土地使用权流转”，一个阶段解决一个阶段的问题，探索彻底解决问题的道路。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说，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积极应对挑战；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笔者认为，“办好自己的事情”清醒明断。当今，要“办好自己的事情”，就必须稳定农村，赢得农民。只有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农民安居乐业，才能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目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加速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但是，长期以来积累而成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官商勾结、巧取豪夺，贫富悬殊、民怨沸腾，很有些积重难返的味道。

如何将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成果让全体国民分享，如何谨慎细致地、义无返顾地在全国范围内落实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各项政策和措施，是会后对执政党最大的考验与挑战。

笔者同意香港媒体的判断：李克强主管未来农村改革发展工作，意义深；但担子却重。笔者希望并且相信，李克强会拿出当年朱镕基“趟地雷阵”的气概和胆略，为人民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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