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

——阿傑

（一）

从人文精神谈知识分子的良知

人文精神，近年一直在提，可它的含义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模糊的，不过，余秋雨先生对它解释却让我甚是佩服：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性人道人权为核心的对他人的关爱和对时空的关注，并将这种关爱和关注都变成文化。

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是什么意思呢？  借用康德对法国启蒙主义运动者的一句评价的话来说应该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  公共事务，也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中的“窗外事”。现代知识分子良知的产生与中国传统教育观念有极大的矛盾。

人文精神与知识分子的良知有何关系呢？  两者有相同的基点即社会责任感，有相似的含义——对素昧平生的他人的关怀和对社会事务的关，并且两者都需要以公共空间为前提。  而人文主义精神的缺失将会把知识分子带上一条“孤寂而凄凉的路”。  余秋雨先生曾在一场演讲中忠告大学生说 “···人文关怀的缺失···每个人（主要指以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都成了孤苦伶仃的奋斗的战士，成功之后却还是孤苦伶仃”。

（二）

从传统文化谈知识分子的良知

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所形成的人生态度与知识分子的良知之间存在矛盾。

从人生态度上说，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民族传统的人生态度以乐生、贵生的实用理性主义为特征。

“赞天地之化育”，被用以概括华夏民族的基本人生态度，把全部的关怀都倾注于现实利益的获取，满足于通过生产斗争从自然界得到的生存权利，和因敦伦尽分而在社会上得到的生存权利，缺乏对人生价值的深刻反省。

华夏民族的文化是多层次的，作为以儒家为主的极端现世主义思想之补充，也有像庄子那样极富超越性的自然主义人生态度。

深受这种文化熏陶的中土文化精英，往往内道外儒，在内心生活上具超越性的追求，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碰到挫折时，也会产生出世之想，尽管这种出世未必是隐遁山林、追求来世，而多分为即世间而出世，所谓“身在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中”。

这就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出世与入世（程度）的标准（抑或是对于出世与入世的价值取向）问题。  也正是这种在出世与入世之间选择、徘徊的人生态度使中国知识分子能否“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更具不确定性和妥协性，这种貌似中庸的人生态度与知识分子的良知相违背。

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化空间意识与知识分子良知的矛盾。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空间意识中“朝廷空间”和“家庭空间”占据了绝大部分，而作为知识分子良知和人文精神产生、发展的前提的公共空间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挤压。这种影响是深远的，而且是非常现实的，比如现在公路上贴的交通标语“为了你的家人，请勿酒后驾车”——它仍从家庭空间出发，将公共空间视为其内涵的延伸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体系。这也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的矛盾。

现代知识分子需要培养一种“即世间而为之”的人生态度，为人民大众争取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公共空间，以自身为主体，不断向外传播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对社会的关注，这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