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走上了一条反城市化、反现代化的路。1978年以后，这个错误的方向逐步得到纠正，中国城市化的速度迅速变快。虽然改变是巨大的，成效是显著的，但由于城乡的二元结构，遗留和产生的问题也不少。农民到城市打工，但真正能在城市里留下来定居的人不多；东南沿海的农民虽然富裕起来了，但中西部的农民仍然长期收入水平低，教育水平低。最主要的，是30年来，由于土地制度的限制，城市化的成本已经变得越来越高；中国的城市化变成完全由政府支配的城市化，城市的扩大和新兴城市所涉及农田转为非农用地的问题都必须由政府出面征用。一方面，城市化的土地供应完全由政府垄断，由此城市化的代价越来越高外，政府也越来越忙，另一方面政府要承担的责任就几乎是无限的，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下政府应该具备的角色。
城市化的意义，在于通过市场调节而实现自我现代化，在于尽可能多地将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但目前，农村人口比例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而由于户籍制度，农村户口仍在增加，农业用地却因城市化等原因不断在缩小。
农村改革的出路，在于打破和废除二元体制，并在土地流转改革上实现土地使用的规模化经营。而且，一要实现农民的思想从小农经济到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二要实现政府官员的法制化，使国家对农民的政策能落实到位，真正让农民受益。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土地产出率”的阐述，被外界认为是对总书记胡锦涛曾要土地自由流转的回应，而关于农村经济的具体要求，是在2020年让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以消除农村的绝对贫困现象。官方新闻指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要继续坚持“少取放活”方针，包括要在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通过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共高层当下更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会议公报未提土地自由流转，反映高层目前力保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意愿。但公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提法，却比新土改更有意义。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威胁，公报一连提出四个稳定：“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并强调“党政齐抓共管”、查处农村贪官等。
近年来，三农问题成为中共工作的重中之重，年年一号文件，但年年不见起色，农民苦、农村穷、农业弱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最重要的是，近年随内地房地产业的发展，开发商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的现象异常突出，很多失地农民变成流民，到处游荡，给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不稳定。而今年因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面对全球性经济衰退，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加工业将迎来痛苦的寒冬。很多企业将因此倒闭，这涉及上千万中国工人，当中大部分是农民工。
通过盘活农村土地，进而拉动农村经济，增强内需，固然对中国经济产生新的推动力，但在体制层面和法治层面没有很好配套的情况下，中国很可能进入一个土地大兼并的时代，农村弱肉强食，逐渐产生一些“实力超强”的大地主，一些失地农民又成为佃农，为这些大地主打工。所以，这种改革未必能使中国走向美国式的大农业，反而可能沦为菲律宾式的腐败大地主模式。如果这样，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景象，势必雪上加霜。
日前，美国之音报道，中国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达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当中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中国人口大部分还是农村人口，或者是农村户口。新华社援引中国农业部官员黄延信的话报道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占农村居民总人口的比重从三分之一下降到1.6%。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是联合国198个成员国在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当中提出的一项行动计划，其目标是在2015年将全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一半。“联合国千年宣言”所提出的目标当中还包括促进医疗、环境、普及小学教育等目标。
30年来，中国政府在减少贫困也就是扶贫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有许多人脱离贫困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特别是在医疗保障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不良纪录，可以说政府在解决贫困方面的努力还是很不够的。官方媒体也承认，过去30年里进行的医疗保健改革是一个大失败。普通中国公众的医疗保健保障比过去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高昂的医疗费用是中国农村和城市成千上万的人倾家荡产，陷入贫困。中国的环境污染导致中国四分之三以上的河流湖泊受到污染，上亿人口缺乏清洁的饮用水保障。
在中国多年来反复宣传在扶贫脱贫方面取得迅速而巨大的进展的同时，有许多观察家甚至是中国政府的官员对这种宣传表示怀疑。他们的怀疑焦点是中国官方对贫困标准的定义。按照全世界、联合国的通行标准，贫困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是一天一美元。但是，按照中国政府自定的标准却是人均收入水平一天不到两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所划定的贫困收入，还不到全世界通行标准的三分之一。
新华社在报道中国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取得显出成绩、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达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当中贫困人口减半国家的时候也提到，中国的贫困标准是“中国政府的贫困标准。”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穷人必须比全世界公认穷人的收入少三分之二才能被政府承认为穷人，中国为什么要以这种缩水三分之二的标准来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
中国政府内部一些官员曾经公开呼吁中国在贫困收入的认定标准方面跟世界标准接轨。在中国政府宣传其帮助人民脱贫的显著成就的同时，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地区也有成千上万的人抱怨，贪污腐败让他们无法安居乐业，陷入贫困。在农村地区的强行征地，以及城市地区的强迫拆迁，使许多人一夜之间加入贫困者的行列。民间表示，党和中央政府是好的，是要帮助老百姓的，但问题是底下的贪官和黑恶势力强大，让老百姓难以过安生日子。
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并且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在经济相对不发达、城市化条件差、水平低的中西部地区，“土地流转”意义有多大，还是一个值得估量的问题。但现行的土地制度遏制了土地产权的转让和交易，从而使土地的集中难以达到规模经济的最低要求，却是不争的事实。安徽省农村问题专家陆子修表示，“现在的形势就像当年的‘大包干’一样，下面已经搞起来了，只要中央政策允许，土地流转可能全面铺开。当然，所有制的底线不能突破。”既然在所有制的问题上先封了“私有化”的口，那么，如何有效制止农村土地被非法侵占、如何有效解决农村贪官的胡作非为，就需要很好的配套改革措施。
无论如何，农民不城市化，农民脱贫、稳定农村也就会成为不解的悬念。
然而，现实条件却使不能做城市人，即便是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目前，中西部农民工进城务工，是中西部农民脱贫的主要手段。但大部分农民工的低收入及工作不稳定性，根本无法令他们在城市终老，大部分农民工做的是体力劳动，上了年纪就无法干了，只能回到农村。农民工在城市安家，就更是困难，很多农民工的收入保证自己在城市生活，尚可有些余钱寄回家，但若家中老幼也跟来，生活就难以为继。
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的问题，还有很多社会服务容量有限的问题，如河南的户籍改革，农民自己不进城，而把子女都送到城里上学，令城里的学校爆灯，只好叫停。深圳，现在已在为建校土地而苦恼，再涌入新学生，也没地建校舍了。至于农村信贷，更是离不开城市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城市有稳定的收入和足够安家本钱、子女又在城里受教育的农民才会变成市民；风险投资愿意支持农民，农业才可发展。问题在农村，根子却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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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苦 农村穷 农业弱 房奴股民想跳楼 下岗工人谁问候 巴山友
问题在农村 对策在政府 根子在以谁为本 好阿杨
以人为本，希望政府多干实事，不要老往文字上使劲
绝啊!-----问题在农村，根子却在城市。
不要有屁就放。有屁就放，是记者和学者的本质区别。
稳定农村 宪政先锋 支持博主
稳定农村 铲除邪恶 顶
严先生恐怕对农村不太了解。
写得很有见地，至少到目前为止，谁也无法对这项政策的正确与否作出判断。中央的政策是把土地政策盘活，适当的下放权力到农民自己手中而不是给地方政府，搞活农民的经济，从而扩大内需。但是如果真的沦为菲律宾式的腐败大地主模式那样的后果将是很严重的。
颜先生，一口气读了您很多掷地有声的文章，尽管很累，心里很痛快，您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以您这样的学问和人品，应该到中央政治局去任职。这样中国或许有希望。您对问题的分析鞭辟入里，很有深度和见地，文章中也透漏出您犀利的眼光，知道存在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您的博客应该让更多的人分享，每篇文章都是一道美味大餐，高层领导也许不欣赏您的大作，但我觉得高层决策者只要是还有一点良知的，都应该认真拜读！！！？？？
颜昌海
一个中国国籍的中国人；说点表达自己想法的话。说明：本博文章并非所有的都是原创，不少资料来自网络，经笔者筛选、加工、综述后独立成篇。欢迎引用和转载。——特别说明：应中国名博、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信力建先生的邀请，本人自2011年7月开始忝任“信孚研究院研究员”。目前信孚研究院院长为著名历史学家袁伟时教授，已聘请的研究员包括：宪政学者秋风先生，时评家童大焕、余以为先生，教育学者许锡良教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