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美国康州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贯中先生在回忆当年接触一些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时所遇见的‘思想地震’，并对他们的道德勇气和深邃的目光至今都钦佩不已。他举例说，一次，他陪同外宾拜访经济研究所的董辅秖老师，董老在介绍人民公社的经济学本质时，尖锐地说，人民公社下的社员其实是农奴，因为他们不但无权支配自己的劳动果实，也无自由离开本村所属的公社。包括劳动果实和人身自由在内，他们的一切都在公社的控制之下。当时还在文革后期，‘人民公社’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树立的‘三面红旗’之一，如此诋毁弄不好是要杀头的。文教授听了大吃一惊，但董老以明确的口气说：“我是说了农奴，你尽管翻吧”。 文教授说，董老的诚实、坦率给外宾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而董老的话锋如剑，一针见血的论述，使文教授对公社的本质有了飞跃的认识。董老为农民疾苦而呼喊的道德勇气，更使文教授的内心震撼不已，久久无法平静。

1978年到1979年间，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老师谈论中国经济改革的长远目标时，就断然地说，民营经济不占中国经济总产出的一半以上，中国经济改革就没有希望。当时计划经济大行其道，民营经济仿佛先天有罪，许多御用文人对“鸟笼经济”趋之若鹜，于光远老师理直气壮地为民营经济正名，大力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彻底改造计划经济体制，是需要深厚的才学和过人的勇气的。他的高瞻远瞩，以黎民百姓的疾苦为怀，对计划经济弊病的深刻认识，以及对真理的勇敢坚持，无不使人肃然起敬。

文贯中教授说，中国已经选定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效率与公平都达到理想状态的先决条件是，所有的要素必须充分而自由地流动。因为要素只能在流动中才能找到机会，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这就要求，对要素的所有者的身份不能进行制度性或政策性的歧视，不然就会阻碍某些要素的自由流动，结果一定是收入分配的持续恶化。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

1978年前的长时间内，中国几乎所有的要素都不能自由流动，甚至人民公社制度下的中国农民，事实上就是农奴身份。所以，当时中国出现普遍的贫困，而又以广大农村为最甚。30年来，虽然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变化很大，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照旧，导致农民特别是中西部农民仍然还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群体，中国经济发展成果，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分享。虽然政府从2004年开始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减免农业税与补助等，但城乡间的基尼系数还在恶化，使人十分担心。

中央高层拟以某种形式赋予农户‘流转权’，但有左派指这样实质就是私有化，要求回到人民公社，并断言土地私有化会导致农民革命。但瑞士《新苏黎世报》却认为，“共产党不敢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新土地改革，他们害怕农民出卖土地、变得一无所有。专家们警告说，这样做将额外增加三亿逃离农村的难民；‘在当今政治结构下，出售土地将导致城市中的权贵掠夺农村的弱者’”。所以，只能保持农民终身租赁土地的现行合同，出租土地或把土地并入农业合作企业经营。新华社把这些措施视为“多年来最大的经济改革”。 但问题是，土地使用权的买卖和零碎土地的重新分配实际上早已开始，而没有法律保障的严重问题尤其使农民处于弱者地位，一再引发了农民表达不满的大型行动。

文贯中教授认为，目前这种土地所有制显然不是出于农民的自愿，这种制度安排也不符合和谐社会的宗旨。现在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应该把本来属于农民的财富还给他们。城市化通过高度集中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会留给中国更多的乡间，更好的生态。城市里的人则享受集聚效应，分享基础设施，大大降低中国现代化的成本。文贯中教授认为，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是中国城市化的最大障碍。最理想的是同时实现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改革。

经济自由的前提是农民可以自由流动。现在流动是允许的，但对定居存在很多限制，农民待不下去，很多人就回流。所以，农业与城市经济必须更密切地融为一体，必须改善农村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重要的是发挥党在农村发展中的领导作用。

但是，中国至今没有全国性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过时的户口制度也阻止农民自由迁入大城市并获得城市居民的权利。

不过，据官方媒体的消息说，我国一些省市着手部署户籍管理改革，目标是以户口一元化来破除城乡二元化，以期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但媒体援引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的话说，取消形式上的户籍歧视只是第一步，而实质上的户籍歧视，即在社会福利、医疗保险、孩子上学等方面的歧视，要取消“还有待时日”。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世界上实行严苛户口制度的只有中国、朝鲜、古巴等少数国家，但是，中国的户口不只是一个小本儿，更重要的是附着在这个小本儿上的种种福利和待遇；户口制度的不合理在这里，户口制度改革的障碍也在这里。

中国户口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这是体制内的人也认同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被认为是“为户籍改革指明了方向”。加拿大拉瓦尔大学苏展教授表示，取消“农业户口”，代之以“居民户口”只是第一步，政府下一步要做的是加大对这些户口所在地的财政投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个举动不光是个象征意义，也有实际意义。这个制度取消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关键是具体措施，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大量投入。投入就是：如果把小的乡村的农业户口取消了以后，现在关键就是怎么能够加大这些区域的投入，使它不至于中国产生一个大移民，人都涌到城市里去。我想这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确实象征意义的取消户籍制度是不够的，要加大投入，要有制度改革的配套。”

据官方媒体报道，现在着手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看来都是人口压力相对较小的城镇。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表示，小地方的户籍歧视不是很明显，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户籍歧视则是个大问题：“户籍歧视其实在一些小城市、小城镇倒看不太出来，但是，一些大城市象北京、上海、济南就很难了。主要是一些社会保障，比如到了上海可以和城市孩子一样上学，不要另外收费。另外，住房问题，现在城市户口的就有一些福利房，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农村来的，居住和房子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他可能将来有一种限制，就是在城市有房产，农村来的要有这个财富是很难的，只能租房子住，租房子就会限制你，不让你加入城市的福利制度里面。另外就是工作，很多工作是有限度的，必须是城市户口才要，一个当然是为了保护城市的一些居民利益，另外一个就是怕混乱，要社会的稳定，不要造成大量农民涌到城市，涌到上海，涌到北京，难以管理。”孙教授表示，户籍制度也与地方选举制度连在一起。他认为，大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十年八年内难以大功告成：“10年8年是很难的，因为这牵涉到的他政治地位，他没有选举权。农村户口的到城市来就没有选举权，呆了十几年也没有，投票要到他的家乡去投，不能在城市投。”

但加拿大拉瓦尔大学苏展教授指出，这些年由户口制度本身造成的居民待遇和福利的差距并没有拉大，但是中国的城乡差距总体上仍在拉大，原因很简单：政府对城市投入较多，对农村投入太少，从而造成城乡居民机会的不均等。苏教授表示，在户籍改革上，政府的政治承诺很重要，然而实际操作要平稳有序，照顾社会的承受能力：“先从小的开始，我觉得还是比较现实的，因为这种渐进的方式可能避免大的冲击。因为，中国总体来讲不能说是一个富得不得了的国家，如果马上在所有的城市全部铺开的话，这里面带来的挑战可能就比较大，经济上投入的压力可能就比较大。在政治上承诺这么做，采取渐进的措施。这种方式可能还是比较现实的，可能是最好的方式，就是慢慢能够让大家都承受得了，从财政的角度和心理角度都能承受得了。”

香港《明报》报道了中共中央农办主任陈锡文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的观点，中共十七届三中的精髓“在于实执政党对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承诺，要尽快落实到法律和制度上，即所谓的土地‘永包制’”，他还对珠三角的农村用地方法以及一些学者倡议的农地入股办公司提出批评。

对于三中全会的最终结果，社科院的农业专家于建嵘讲得较为直白：“目前的中国农村土地的改革是有底线的，国家能做的事情相对有限，特别在有关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上比较难突破，社会部分人士包括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认识，认为土地流转就是土地私有化；这也就是现在执政的人的顾虑所在。”

说胡温改革遇挫恐怕不尽不实，但说胡温心存顾忌应较为可信。对这一代中共领袖来说，既要有所建树，又要对得住历史，中组部长李源潮日前的“三敬畏”讲话颇具代表性。

李源潮说，当干部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历史，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二要敬畏百姓，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三要敬畏人生，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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