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文学批评家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文学的这种精神缺陷，已着手重塑灵魂关怀的维度。谢有顺指出，中国文学一直都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作家被现实捆绑得太紧，作品里的是非道德心太重，因此，中国文学流露出的多是现世关怀，缺乏一个比这更高的灵魂审视点，无法实现超越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之上的精神关怀。在曹雪芹、鲁迅、张爱玲这样一些作家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学的另一种传统：他们不仅关怀现实、观对社会，而是直接以自己的良知面对一个心灵世界。这是中国文学中最为重要，但是至今未被重视的精神传统。中国文学只有重建起这一精神传统，才有希望为人类性的根本处境作证，才能达到新的境界。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有困局，其实都与此相关。（25）刘再复和林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古代文化缺乏灵魂叩问的资源，因此，和拥有宗教背景的西方文化（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相比，中国数千年的文学便显示出一个要根本的空缺：缺少灵魂论辨的维度，或者说，灵魂的维度相当薄弱。我们迫切需要的工作，就是探讨文学的灵魂维度与灵魂深度，探讨它们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刘再复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维度》一文中谈到，中国的现代文学如果从审美的内涵来说只有一个维度，就是国家、社会、历史这个维度，可以说是单维文学，缺少另外三个大的维度，一个是对人的存在意义的叩问的维度；一个是缺少超验的维芳；一个是自然的维度。
　　
　　中国文学过于社会化、政治化，作家被动地屈从于一个世俗化的思想目标。古代的“诗言志”、“兴、观、群、怨”，当代的“文学为政治服务”，造成作家艺术想象力的无限萎缩。在毛时代的思想改造和造反习气的夹击下，在后毛时代物质主义的持续洗礼下，国人的人性遭到了很大程度的泯灭。他们在非人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手段上仿佛什么都学会了，但他们在人的自我生成理性精神上却一无所知。有论者指出，从外在社会和历史形态切入生存，并从知识分子的立场打量自己笔下的这幅生存图景，这是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小说传统对当代小说家决定性的制约因素。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作者始终不把人物精神生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块，从他们的现实人生外在功利的复杂纠缠和命运遭际中剥离出来，予以突出的描写，而是把人物感情的波澜、灵魂的探求，揉进外在现实生活的旋涡加以含蓄深沉的表现。这就要求中国长篇小说作者放弃命定视角和反讽基调，这意味着要求他们挣脱小说传统甚至某种更加强大的文化传统的巨大约束，换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基本视角）和“心”（反讽基调）去接近当代中国的实际生存。（26）
　　
　　所以，有人尖锐地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德米特里型和伊凡型，几乎没有阿辽沙型；鲁迅的悲剧就是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卡拉玛佐夫”家里竭力要有人们相信信仰某种东西的重要性和一无所信的可怕，但他自己又根本不知道这应该信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27)但是，鲁迅之所以是鲁迅，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一个无神的文化语境十，面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压，陷入一种个体意义之上的孤立无援的“沉思”，这种“反求诸已”的沉思促使他从失败的经验中逐步建立起来一种精神的“自觉”，因为这种“自觉”，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观察方式和话语方式，他所有的批判都是建立在这种深刻的“自觉”上的。细读《野草》时发现，作为一个“失败者”，鲁迅是深深自知的，也因此，“抉心自食”，不断向内挖掘自我，痛苦反思，抚摸创伤，这种精神自觉，比那些回避痛苦、寻找快乐、寻找成功的人高出一筹。所以，当代中国作家要从那种不承认失败、不承认无能、永远胜利的难以抗拒的宿命式的阿Q主义中走出，即是从“失败”、“求乞”、“未完成性”中走出，恢复痛痛的感觉，建立起一种精神上的“自觉”，将“失败”带来的“悲观主义”追问到底，之后才会发生精神转折。这里补充一点，当代许多作家（知识分子）一上来就把鲁迅抛掉，停留在整个社会和体制外围“焦虑”和“呼喊”，疼痛还没多久，就直奔基督去了，他们从基督那里获得的不是自我提升，而是获得了自我优越感，那种“基督宪政”和“儒家基督徒”仍然是纸糊的理论，也同样是一种失败了的阿Q主义。鲁迅对于嫁接中国知识分子走向信仰纬度的桥梁意义，越来越凸现出来。学者摩罗较早注意到“求乞者”鲁迅的重要性，他在写作中批判之外所表现出来的对人作为一种存在物的苦难处境的追问，对个体人生在面对无限宇宙之荒寒而无所慰藉的痛苦，都与鲁迅作为一个存在之意义的追问者和绝望者是相同的。摩罗在《耻辱者手记》和《自由的歌谣》里说，他自己是个无赖，精神上一无所赖。他老是感到精神虚弱，希望找到一个深层次的东西支撑自己，解决他的困惑。摩罗坚持绝望，不寻找绝望之外的东西来消解绝望。然而，当个人意识真正觉醒之后，摩罗才发现了“成为个人之难”，他在《因幸福而哭泣》中提出：“人是自己的奴隶”，开始了“罪性的觉醒”。摩罗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开始关注西方文化中的信仰问题，他说：“有人说革命压倒启蒙，或者说革命压倒了其他什么东西，可是终极关怀，灵魂得救，信仰自由这个层面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压迫，它根本就没觉醒过。”（28）
　　
　　作家张炜曾经发出呼吁：“在一个精神‘沙化’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坚持自己的精神立场，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超越当下的精神困境？”我不禁疑问：我们有自己的精神立场吗？不。我们没有。我们有的只是救世主，知识传播者，真理传授者，道德拯救者，文化塑造者，牧师。只有鲁迅等少数在失败中自觉的“失败者”当作自己的精神身份，在绝望中进行着“韧的战斗”以完成一种担当。对于一个失败者而言，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虚构出一套理论宽慰自己，抗拒主体对外的敞开，或者只用他者的语言代替自己的思考，都是肤浅、庸俗的选择。在困境和磨难之中所保留下的个性和品质是最为珍贵的。象鲁迅这样的精神界战士，用一种坚韧和决绝所捍卫的不仅仅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与世俗作对，与“平庸无奈的恶”同旋的方式实现了对人类生活最终极的关怀。文学批评家郜元宝认为：“在失败中学习和学习失败，也许正是中国现代性隐秘的源头。知识性的东西是我们的经验的形成是在我们开始对这些知识的学习之后。我们学习知识过程中不断遭遇失败，不断改变自己，由此获得一种反省和自觉，慢慢建立自己的经验。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盗西方的火煮自己的肉，在他人的烧灸和自己的煎熬中认清自己。我们的出发点并不在不断涌来的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话语，也不在中国和西方某种固有的传统，而是不断学习着又不断失败着的我们自己的存在。否则，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发现自身内部的，跟自己最靠近的中国思想的典型经验，就永远难以找到自己思想的源头—我认为这个源头就是，我们当下不断的学习和不断的失败，就是刚才讲到的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倡导的“知耻”，以及鲁迅对阿Q精神的持续反省。（29）
　　
　　我们的先秦思想家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感受中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学说的。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战争的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是人类失去了过往的平静、安定的生活环境的时代。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思考的问题不是如何加强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不是使人类如何反抗宇宙、世界和自然对自己的控制，而是重新恢复人的平静的、和平的、有秩序的生活。他们比古希腊的悲剧家更了解宇宙、自然、世界意志的不可战胜，更了解人的力量的有限性，更了解人的苦难，也就是说，更清醒地意识到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分裂和对立，更了解人类在世界上的悲剧性地位，因而也有更强烈的悲剧意识。但是，他们的任务不是在意识到这一切之后去增加人类的苦难，而是要消除这种苦难。他们为我们民族贡献的是消除这种苦难的方式，而不是在这种苦难中意识人的力量和人的意志的伟大。（30）在苦难中发现希望（意义），就是为生命的品质树立起一个神圣价值参照，没有神圣价值参照的生命只是一种深渊似的贫乏。形而上学的维度所无法证信的东西，必须从信仰的维度来加以证信，人的生命能够从渴望神圣的信念及其践行中，获得存在的丰富性和高贵性。否则的话，历史和精神就是一片空白，虽有延绵，但无意义，至多留下一堆物质垃圾。
　　　　
　　　　在苦难中保持寻找幸福的激情，绝非把苦难和死亡浪漫化为甜蜜的毒药，而是在医治无限制地放大灾难所带来的时代悒郁症以及个人心理疾患。苦难中的幸福和危险中的从容是无法伪装的，在直面苦难的同时，坚守对明天的希望，绝非廉价的自欺欺人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面对困难的内在明亮，首先是爱和希望，其次才是理智，绝对的爱和不灭的希望，无条件地构成人性向善和生存意义的必须条件或前提。苦海茫茫，无人可以逃遁；应该承担的不要放弃，应该放下的不要执着。环顾四周，虐杀无处不在，难逃人性恶的阴影，应该怎样划解仇恨权衡利益？欲望满足的界线在哪里呢？罗素说过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他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是每个人都可以具有的似乎成为一种本能。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罗素的高尚所在。作为哲学家对人类苦难的一种先验感知。鲁迅说直面惨淡的人生……可人生这样充满苦难叫可怜的人如何面对呢？这就是要破除对人的执着，寻找神圣性的参照。人因着原罪和本罪的剥夺，使人不能靠着自己去达到神完善的标准，罪在根本上是爱自己不爱神，选择自己不选择神为最高的目标，罪人是以自己为生命的中心，以自己去抵挡神，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的动机，又以自己的意志为至上的统治，不肯无条件的投降于神，顺从的旨意。如何面对苦难的折磨，也即如何安置我们的灵魂，深重的疑问呈现在我们面前。余华让我们看见了人类一生的苦难，但面对苦难，他显然缺乏受难的勇气，不愿意在苦难中前行，以倾听人在苦难中如何获救的声音；他选择了用忍耐和幽默来消解苦难。人在苦难面前是被动的，而消解是被动的承担，它鼓励人们遗忘苦难，接受苦难，用现世的、短暂的欢乐来消解苦难的沉重面貌。而消解的后果，最终使福贵与许三观成了被生活榨干了生命力，充满暮气的老人，他们的眼神貌似达观，内心却是一片寂静，在他们面前，站立着的只是广阔的虚无，厚重的麻木，以及庄禅式的自我逍遥，而没有受难后的豁然与快乐。消解和遗忘只能带来另一重虚无，很多人不能真正感知苦难的内涵，他们逃避开了，“走出荒诞的墙”，可“城墙内荒诞和恶的世界依然原封不动”（31）苦难是无法摆脱的，所以我也并不赞成消解和遗忘，这样并不能真正擦去人生存中苦难的痕迹，最多也不过是一种自欺和掩饰而已，它的结果只会使人被苦难吞噬，继续忍受着苦难与恐惧对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折磨。 正是在这个层次上面，我并不认同余华对待苦难的民间立场，虽然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作为一个觉醒了的知识人，可是我无法回到福贵和许三观的忍耐和麻木上去。面对苦难，只有担当苦难，受难将带来拯救，只有承担才能体味到苦难的真正意义。
　　
　　
　　《圣经》上说人是按照神的样式造的，人本来有上帝的形象，这些形象包括诚实，慈爱，公义，温柔，谦虚，圣洁等，后来人犯了罪，这些形象就受了亏损，罪就进入了人类。信仰上帝就是为了远离罪性，回到上帝造我们时的美好形象。人既看见了自身的残缺，也就看见了神的完美，有了对神的敬畏、感恩与赞叹，由是爱才可能指向万物万灵。人不能依靠自己拯救自己的灵魂，只能依靠人之外的某种超验的精神实体存在。面对苦难，只有担当苦难，受难将带来拯救，只有承担才能体味到苦难的真正意义。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理性和信仰都要建立。
　　
　　
　　
　　
　　
　　
　　 [引文注释]
　　
　　
　　
　　 1，《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缺陷》，见《坚守与突围》，于仲达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2，（《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化传统—从30年代文学谈起》），朱晓进，《文艺争鸣》2002年第2期） 。
　　
　　
　　
　　 3，刘再复 林岗《中国文学的根本性缺陷与文学的灵魂维度》。
　　
　　
　　
　　 4，《百年文学十二谈》，见王宏图和刘志荣对谈录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出版。
　　
　　
　　
　　 5， 王晓华《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忏悔》。
　　
　　
　　
　　 6，潘知常《中国美学：最后的挽歌》。
　　
　　
　　
　　 7，刘再复 林岗《中国文学的根本性缺陷与文学的灵魂维度》。
　　
　　
　　
　　 （8）（9） 王英琦《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12月第1版，第166页，177页。
　　
　　 10， 《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第1次版。
　　
　　
　　
　　 11，赵歌东《走进鲁迅的尴尬》，见《文艺争鸣》2001年第四期。
　　
　　
　　
　　 12，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13，《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缺陷》，于仲达《坚守与突围》，2004年12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4， 范美忠《灵魂深处的激烈搏斗》，见《〈野草〉》心解。
　　
　　
　　
　　 15，耿传明《两种伟大与两种激情》。
　　
　　
　　
　　 16，邓晓芒《从〈文化偏至论〉看鲁迅早期思想的矛盾》。
　　
　　
　　
　　 17，《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1页。
　　
　　
　　
　　 18，潘知常《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美学新千年的追问》。
　　
　　
　　
　　 19，《鲁迅书信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61页。
　　
　　
　　
　　 20，丁辉《亟需“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精神残疾—反思鲁迅的一个角度》。
　　
　　
　　
　　 21， 雷达：《狼图腾》折射当代中国文学缺灵魂缺陷。
　　
　　
　　
　　 22, 塞妮娅《重塑中国文学精神》，见《文艺争鸣》2000年第2期。
　　
　　
　　
　　 23,老酷：《流血的阅读和流泪的阅读》。
　　
　　
　　
　　 24,赵歌东《走近鲁迅的尴尬》，见《文艺争鸣》，2001年第四期。
　　
　　
　　
　　 25,谢有顺《重塑灵魂关怀的维度》。
　　
　　
　　
　　 26, 郜元宝《拯救大地》，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40页。
　　
　　
　　
　　 27, 郜元宝《在祥林嫂的目光逼视下》，见《在失败中自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后5月第1版，第30页。
　　
　　 28,曼德 摩罗 江登兴《寻求信仰的年代》。
　　
　　
　　
　　 29, 郜元宝《在失败中自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自序，第10页。
　　
　　
　　
　　 30, 王富仁《中国文学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第2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3月北京第1版。
　　
　　
　　
　　 31,《拯救与逍遥》刘小枫著 上海三联 2001年7月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