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论”是一个难得的反面教材（三）

人的思维方式决定着行为方式。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上，以抽象概念的思辨为核心的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以诉诸实践活动为核心的现代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必然衍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取向。这两种行为取向的根本分歧，集中表现在行为者是否充分认识到人的社会活动的复杂性。

什么是“复杂性”？在系统科学中，复杂性指的是系统自组织过程中的动力学特性，包括协同性、循环性和突变性等。它哲学层面上，对应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说的对立统一性、否定之否定性和质量互变性。由于系统世界观的普及，系统分析方法正逐渐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基本分析方法，国外许多科学家和思想家，干脆直接将复杂性定义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听说过“蝴蝶效应”的理论，大概意思是说，巴西的一只蝴蝶搧动了翅膀，结果可能在南美洲造成一场风暴。这个令人吃惊的结论，无非是强调，系统运动的初始化（前提）条件极其重要。由于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是反馈循环（否定之否定）式的，可以无限放大初始化差异。所以，微观层次的（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前提条件只要存在（量的）细微差异，反映到整个系统的运动模式（宏观）层面，就可能发生根本（质）的变化。正因如此，系统科学家们总是强调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原则，决不会把某一种系统的运动模式理想化、简单化，不加分析地照搬到其它系统中。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型系统，因为历史的、文化的原因，不同民族国家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生产交往关系（微观初始化条件）千差万别，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形式当然会各具特色。需要指出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所说的唯物性，首先就是强调现实生活中社会个体间相互作用的前提条件的具体化，强调现实的人是不能任意选择的物质力量和随意假设的（历史活动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了唯物史观考察人类社会活动的方法论前提：“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以应有的重视”。用科学术语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的人的强调，以及他们亲身参与政治实践活动，不惜数十年收集资料撰写（以人与人即分工又合作的生产交往关系为基本内容的）《资本论》，实际上，正是基于对人类社会系统运动的初始化条件和复杂性的充分认识。

“普世价值论”者，由于拒不承认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是所有民族国家各具特色的价值子系统在竞争与合作的基础上，形成的全球价值生态系统的“系统价值”，所以人类政治社会活动中（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彼此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一面，在他们头脑中是不存在的。他们心目中的真理，不是来自于现实的人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而是来自于那个神圣而神秘的抽象世界的逻辑演绎，不是来自于现实的人的创造性发明，而是来自于现成的（包含理想模式的）理论种籽的开花结果。因此，“普世价值论”者在谈到中国政治改革方向问题时，必然表现出二个特点。一是迷恋抽象词藻，喜欢喊口号，唱高调，搞争论。二是迷信西方的民主政治形式，并把它教条化，“言必称希腊”。他们张嘴就来的词是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和博爱，动辄就是要摆脱专制，解放人类的人性，装扮得颇有些像替天行道的使者（殊不知人类的几千年文明史，哪一天不是在摆脱专制，争取解放）。至于老百姓吃饭穿衣问题，劳动能力的差别问题，文化传统问题，社会稳定问题，则并不关心。他们认为真理是个纯粹的理论问题，不需要在实践中寻找答案，他们反对摸着石头过河，坚持要通过打嘴仗解决分歧。他们决不会去看《资本论》这种通篇讲分工合作，讲经济交往的“市俗”之作，但《人性论》、《正义论》这样的“启蒙”读物，必定是人手一册。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一系列的新鲜举措视而不见，对基层民主的伟大创造毫无兴趣，天天拿着个西方制造的“民主刻度尺”左量右比，非要按洋大人的书本理论来实践才满意。他们只盼望“无与伦比”的西方民主种籽在中国早日生根发芽，却无法相信，在中国，还可能创造出更适合国情的特色民主体制，更无法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还可能会创造出比西式民主更具活力的民主政治模式。

与“普世价值论”者之相反，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社会活动的复杂性，承认没有解算人类政治活动的万能公式和拯救世界的万灵药方，承认人类历史是人民群众在社会交往活动中的创造性结果，承认人类社会演化出的政治形态具有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我们在行动上就会更接近于一个实践唯物主义者，以行动的姿态参与改造社会的活动，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以往的）哲学家们总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实践唯物主义者，在分析中国政治改革方向问题时，必然表现出与“普世价值论”者根本不同二个特点。一是强调国情，着眼实际，关注民众的现实生产生活条件（前提）。二是解放思想，不迷信教条，不唯西，不唯理，勇于在实践中创造，积极看待事物的多样化。他们更多的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们喜欢对比不同国家的百姓在政治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差异，反对那种沉醉于抽象思辨的无谓辩论。他们不大相信西方民主模式包治百病，药到病除，也不拘泥于任何现存的理论，更愿意相信亲身的体验，相信群众的创造力，相信政治实践面向的是一个多样化的无限空间。他们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乐观主义者，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家，他们相信世界上唯一延续了数千年而未中断的伟大文明，将会在扬弃西方核心价值的基础上，顽强崛起，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这条路线，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与党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复杂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总结出来，并在反对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确立的。用这种先进的方法论武器武装起来的党和人民，将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中国未来大有希望。

中国的国情决定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制度，没有足够的基层调查资料的积累，尤其是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积累，一厢情愿地把各种理论概念套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只会适得其反。在今天复杂的政治体制发展中，所有从国外引进的学问，必须重新思考，必须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再次提醒书斋里的形而上学思想家们，没有调查研究，请慎言。

最后，建议“普世价值论”者多从生态学的角度理解价值观，多从物种竞争共存的角度认识各个民族国家的个体价值观的意义。小平同志说得好，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君不见，生命进化史上曾经一霸天下的恐龙，今又安在何方，怕是只有化石馆里寻踪迹，而同时存在的小小蜥蜴，居然还悠哉游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说，不管是白马还是黄马，只要生存本领强，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就是好马。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本来就是常识。翻开人类文明史，每一页上都写满着不同民族国家间的斗争和妥协。为服务于本国的战略利益，各种不同文化的较量、冲突不可避免。个别强权寻求政治话语霸权，大力推销其意识形态，间接谋求各种利益，早是路人皆知的事。可是偏就有些胆大的国人，不见棺材不落泪，真不怕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心甘情愿要接受别人的话语垄断，准备听人摆布。他们对强权国家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深信不疑，就是听不得说西方的“坏话”。他们想西式民主想得快要疯了，眼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走越远，恨不能请八国联军再来帮帮忙。如果说，叫卖“普世价值论”的是些个中学生，倒还可以理解，甚至不失几分天真烂漫，但如果是一把年纪了，有头有脸，也跟着瞎起哄，就是幼稚愚腐，祸国殃民了。最后，我想借用毛主席老人家一段著名的话，表达对“普世价值论”的评价：“普世价值”这个理论，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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