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仅值18支香烟的人生反思

――让我们心灵流浪一把

至诚大兵

您的幸福指数高么？您对自己拥有的今天满意么？

且慢！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敬请首先阅读这一篇博文。

当我们享受着舒适和惬意的生活时，我们还会时不时地抱怨命运之神不公，总觉得人生的轨迹应该按自己所想那样如意，让自己安排才是，生活应该还要更好才是。

然而，人的贪婪是没有结束的时候的。如果我们在抱怨、在忌妒、在发怒时，能够理智地想，冷静地对比，对比那些更加不顺、更加艰辛、更加难过的人，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如我的人，生活得甚至是艰难的人，他们要是能够拥有我今天的生活，得到我的工作岗位，该是多么地高兴和欣喜啊……

倘若，我们对比一条仅只值18支香烟的人的人生价值，让自己的心灵感受价值的标杆，并试图流浪一把，就会有了较高的幸福指数，就会珍惜自己生命及目前自己所处的状况，就会顿时在心里删除了郁积良久的郁闷。

以上感受，是大兵在对比一条男子汉鲜活生命，因18支劣质香烟而悄然失去后的感受。

您注意到了城市角落里的流浪汉了么？

有人，用他们的平静与冷峻，“平等”地走近了流浪汉们，以他们的观察打量流浪汉们的举止，以他们的真情亲近流浪汉们，以他们的随和让流浪汉们倾吐，并用自己的视角透视和分析流浪汉们，记录了流浪汉们的生活与心灵的历程，思考了人生与社会，试图以理解的方式，以非常客观的口吻，为我们讲述一个看似离我们遥远但又同我们非常相近的社会现实之一独特圈子，讲述与我们的幸福生活相去甚远的故事……

特别让人心酸的是，写作者采用对比的手法，非常形象地编织了一幅桥下的实录场景，栩栩如生又丝丝缕缕地穿插转换，使得读者犹如看电影那样，在充分展示与观看流浪汉们的生活细节后，让这一群生活在另类社会折人们，走进了我们的视界和世界，不由得我们心不触动，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不得不珍惜我们的所有。

虽然，我们正常的人不能同他们流浪汉们比较，我们生活轨迹与他们不尽相同。但记得曾经有博士做流浪汉的。单纯从人的角度去看，真是的，我想教育我自己……

正如文章前言所提示的那样：“4月27日发生的王波之死，将一个生活在立交桥下的族群，从社会的阴暗角落带到人们视野中。他们随着夜幕降临聚集到立交桥下度过长夜；他们多以乞讨、捡破烂和打零工为生，构成了社会生态链的最底层；他们生活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暴力与死亡如影随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在主流人群的不经意间消失，不会留下一丝痕迹，就像王波一样……这一切，深深触动着我们的心。”

特写提醒着我们：他们就流浪在我们身边。我想，是不是可以设想：让我们的心灵也流浪一把呢？

读了此通讯，我感觉很冷；感觉很冷，我很知足……

这是一篇充满人性的特写式通讯，建议博友们认真地读一读。它刊载于与南方报系同为一体的《云南信息报》。

这样，我就郑重地推荐给我凤凰博报的博友们，但愿能够引起博友们的反思：推荐《官南立交下流浪者危险的“家”》。

官南立交下流浪者危险的“家”（原载《云南信息报》）

    作者: 见习记者 管浩雷 本报记者 高婷婷 刘瑶

    记者深入调查官南立交桥下流浪者群体的生存现状；

　为18支烟杀死王波的刀勇说，他和死者曾约定今生一起乞讨；

　醉老汉说，立交桥下年年都有人死，饿死、病死的都有。

　　33岁的流浪者刀勇拿起垃圾堆里捡来的水果刀向另一名流浪者王波的腹部捅去，暗红的血沿着刀锋滴落于地。40小时余小时之后，在官南立交桥下，人们发现王波静卧在自己肮脏的铺盖上，身体已冰凉，凝固的血块将他的手与腹部粘合在一起。这一刀，源于18支茶花牌香烟，总价值2.25元。

　　4月27日发生的王波之死，将一个生活在立交桥下的族群，从社会的阴暗角落带到人们视野中。

　　他们随着夜幕降临聚集到立交桥下度过长夜；他们多以乞讨、捡破烂和打零工为生，构成了社会生态链的最底层；他们生活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暴力与死亡如影随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在主流人群的不经意间消失，不会留下一丝痕迹，就像王波一样……这一切，深深触动着我们的心。

背景    官南立交桥流浪者的庇护所

启示语： “回家只有‘死路’一条，在昆明还可能有些活路”

　　他们都不愿意去救助站，因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总是想要帮助他们返乡，而他们认为“回家只有‘死路’一条，在昆明还可能有些活路”。而昆明市政府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要住入救助站首要条件就是自愿。“我们可以提供住宿、饭食、一般药品和返乡车票，但这些都必须要被救助者自愿。”

　　残阳将柔和的光洒向官南立交桥，在路面上留下一片金黄。而在桥下，一处阳光永远不曾眷顾的地方，一块人车交错的空隙之地，几个流浪者一边谈笑一边摊开破棉絮烂棉被，为自己“铺床”。

　　官南立交桥底是昆明最大的乞丐和流浪人群的栖身之所。“冬天和雨天，这里基本能够睡满，有近百人。夏天，人会少一些，一般也有二三十人。有些人睡在这里好几年了。”开电动车拉客的陈女士指着桥下的一块300平米左右的空地说。

　　坐卧于桥下该空地上，汽车尾气会灌入鼻孔，发动机轰鸣声夹杂刹车声喇叭声会冲击着耳膜，但该空地以区位优势和相对封闭的内部结构，吸引着流浪人员聚集于此，度过长夜。

从区位看，此地东北为南窑火车站，西北为螺蛳湾批发市场，南部有昆明汽车客运南站和昆明外来劳动力市场。从内部结构看，此地东南西北上五面全是车路，其中南北东三面与车路之间有一米多高的砖墙加上铁丝网，西面紧邻10米左右的河道，进入这座“孤岛”西面一座8米宽的桥是必经之路。因此，睡在其中，遭不到风吹雨淋，也不必担心路人打扰。

　　弄好“床铺”后，离睡觉时间尚早，6个较早回到桥下的流浪者蹲在路旁聊天。50多岁的老何是四川人，正在向30多岁同乡小刘讲述自己前几天在嵩明县杨林镇被骗的经历，在身旁围着一个40岁左右的胖子和一个50多岁的瘦子。

　　胖子人称“醉老汉”，总是从被酒麻醉后不能捋直的舌头之间，吐出让人难以听清的话，提到自己不同的姓氏，述说自己不同的经历，但有几点可以肯定：他是一名沙灰工，月薪800元左右，云南会泽人，住在桥下至少有2年，平时除了工作就是喝酒。瘦子姓蒋，衣衫比旁人更破旧，以捡垃圾为生。

　　离四人聊天处不远，重庆人老曾与贵州人小侯躺在自己的铺盖上休息，准备第二天再去找“活路”（他们把工作叫做“活路”），虽然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活路”，数兜里的钱时也以“分”为单位。

事件    为了几支烟他杀死自己的“难友”

启示语： “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会捅他一刀的”

　　为了18支烟动刀，值得吗？大多数人会做否定回答，但老蒋等人却说：“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会捅他一刀的。”暴力对于流浪者来说，并不陌生。

　　“以前在别处睡觉时，我经常无缘无故被打。”小侯说，夜幕降临后，许多“难友”借着酒劲以殴打他们取乐，或发泄对社会、他人的不满，因此他总结出一条经验：在少于5个流浪者聚集的地点睡觉，就难免会有意外的皮肉之苦。

　　在长期暴力的环境中生存的他们，也把暴力当做处理纠纷的惯常方式。“在外面住的人不可能有没有打过人的，不打别人以为你好欺负。”小侯说。并且，为烟打架在他们中经常发生，因为烟对于他们来说是奢侈品，也是身份的象征。据小侯说，在流浪者中，没有人是不会抽烟的。“递过一支烟表示很看得起你，能抽比较好的烟，表示你过得不错，在周围朋友中就会显得很有地位。为了让周围的人看得起，有时候，不吃饭都要买烟抽。”

　　对于王波之死，正在聊天的6人都略知一二，而老蒋与刀王二人较熟。

　　当记者在福德派出所见到刀勇的时候，他很沉默。见到有人进来，也只是很无意识地抬头扫了一眼，继而又将头埋了下去，只是双手在不停地揉搓着。对于民警的讯问，他似乎总是不能准确地听清，而且回答也是极缓慢的。

　　刀勇是普洱人，87年小学毕业后就孤身一人来到了昆明。初来昆明的他，年轻气盛。因为不甘心一辈子在家务农，整日的面朝黄土背朝天，所以他一心想要创一番事业，用自己的双手改写自己的命运。

　　可是，残酷的现实很快就磨灭了他最初的激情。初来乍到的他没学历、没经历，不只不认识任何人，甚至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在经历了处处碰壁的尴尬和打击之后，刀勇开始降低了自己的期望，跟很多外来务工的人员一样，到建筑工地上找了份活。和水泥、搬转……生活的压力让小小的刀勇开始向命运低头。就这样，一晃就是快20年过去了。

　　在这段时间里，刀勇最初还常常跟家里联系，可是后来也渐渐减少了联系的次数。在出事之前，刀勇最后一次跟家里联系还是在06年下半年。当时刀勇的母亲在电话里对他说，如果不行就回家来吧，沉默半晌后，刀勇无声地扣下了电话。“当时我只是想，当初就是为了要出人头地才来的昆明，谁知混了20年了还是这样……我不可能就这样回去”。

　　从去年开始，建筑工地的活越来越难找。到年底左右，刀勇彻底失业了。本来就没什么积蓄的他很快就沦落到没钱吃没钱住的境地。07年11月底，刀勇提着自己的被褥住到了官南立交桥下，开始成为了一名乞讨人员，间隙的也捡破烂变卖。

　　回忆起杀人事件的经过，刀勇的眼中好像燃起了一堆火。就是隔着火光，他第一次见到了被他砍伤的肖军和王波。

　　08年3月中旬的一天，当时已在官南立交桥下住了4个多月的刀勇，拾了些垃圾，燃火取暖。此时，20多岁的肖军走近火堆，与刀勇搭讪，并拆开一包刚花2.5元买的“茶花牌”香烟，递给刀勇一支，自己抽了一支。一小时左右之后，30多岁的王波来到，三人攀谈起来。

在谈话间，他们相互了解了情况，三人都为捡破烂兼乞讨为生，都有轻度残疾，都四处漂泊，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他们聊得很晚，并约定一起捡拾乞讨。期间，肖军将剩余的18支烟塞给刀勇，并说：“你拿我拿都一样，你先拿着，我想抽时跟你要。”

　　三人相约乞讨数天之后，王波与肖军离开，不知去向。4月14日傍晚，当肖王两人再次出现在官南立交桥下时，刀勇正在吃自己从街上捡来的食物。“我当时把街上找到的吃的用塑料袋带回来吃。他们（王波与肖军）向我要。我说，东西少，没有多余的。他们就很生气，叫我还烟。我说我没钱，还不起。他们就骂我。”刀勇说。

　　第二天一早，肖王二人准备外出乞讨时，给刀勇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到晚上他们回来时刀勇还不还烟，他们就不客气了。当晚22点左右，肖军又一次要求刀勇还烟，刀勇依然称自己还不起。刀勇说，愤怒的肖军踢了一下已躺在铺位上睡觉的他，并拉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往墙上撞。此时，刀勇也忍无可忍，拿出放在左衣兜里的一把15公分长的水果刀向肖军的右肩砍去，刀落血溅。

　　被砍伤的肖军，跑到王波面前寻救兵，王波应声冲向刀勇。已经杀红了眼的刀勇，一刀插入了王波的腹部。时间凝固，王波的血一滴滴落在地上。

　　当时，刚喝酒归来的老蒋注意到三人的打斗。“年轻男的（肖军）跑了过来并且手上拿了块纱布让我帮他包一下，我帮他包好后，我去看那个捂着肚子的王波。他告诉我说，他伤到肚子了。我看了一眼，还真是肚子上流着血。”老蒋说。

　　之后，老蒋赶紧跑到新南站警务室报警。待警方来到时，刀勇与肖军都已消失无踪。

被逮捕后，刀勇说，他拿的刀是他在新南站旁的路边捡到的，一直放在身上。见有人报警后，他逃往新南站广场方向，期间，把刀丢落立交桥旁的河道中。

结局    拒绝医院救治他在孤独中死去

启示语： “立交桥下年年都有人死，特别是冬天”

　　王波之死为立交桥下的流浪族提供了一个谈资，但并没有触动他们的心，因为“立交桥　　　　下年年都有人死，特别是冬天，饿死、病死的都有。”醉老汉说。

　　事发20天后的现在，老何还在讲述自己在杨林被皮鞭抽打着背砖头、每天吃已经发臭的鸡肉、最终翻墙逃离的经历，并称他想跑回去砍死那个用皮鞭抽打他的监工，听者都不屑地相视一笑。

　　此时，王波的尸首躺在殡仪馆的冰柜里，无人认领；而刀勇孤独地坐在铁窗内，无人探望。曾经是朋友的两人，可能都不曾想过这样的结局，希望这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不是这整个群体的宿命。

　　刀勇伤人之后，福德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并打120叫来了急救车，但王波坚决不肯上急救车。“120和警察都劝他（王波）上急救车，他只是说自己伤得不重，不需要去医院。120让他签字，他也不签。最后，警察和120没有办法了，只有离开了。”老蒋说。

　　王波没有上急救车，这并没有在老蒋等人的意料之外，因为他们得病从来没有去医院的习惯。“到医院得花钱，吃饭都没钱，哪有钱看病。得病了，就扛着，扛不过去了，也就算了。”老蒋说。他们虽然听说过可以到指定医院免费看病，但都不相信医院方能够真正免费，在他们的群体中也没有免费医治好的事例，相反，一个曾住天桥下的小伙子，因发烧住院后背上一身根本还不起的债务的事例，在他们之间流传。

　　此时，小侯凑过头来，说了一段自己的经历。去年，他帮一个桑拿浴室掏下水道，在污泥中拾渣时，被一根生锈的铁钉扎入手背，鲜血顿时从沾满油污的伤口处涌出。“老板马上递给我100元钱，让我赶快去医院打破伤风针。我答应着就走了，根本没有去医院，还不是照样好了。我们都是天养着，老天看得上的话，咋整都没事，看不上的话也没办法。”小侯说。

　　而云南某医院急救中心的一名医师告诉记者，在大多数医院是医药分离，送至医院的伤者如果付不起药费，急救科的医师也无法从药房中取药及针水，如果要享受医疗救助，手续将会相当繁琐。

　　王波已经死了，因无人认领尸体依然躺在殡仪馆里，他不能够再向我们述说拒绝上120急救车的缘由，也不能回忆躺在天桥下等死的感受，但躺在他身旁的“桥友”听到了他的呻吟，看见了他偶尔抽搐的面部，不过，不曾有人在意他伤口流出的鲜血。

　　在4月15日晚上，120急救车走后，经过简单包扎的王波躺在破棉絮上还不停咒骂着刀勇，“说他忘恩负义，不是东西。”王波还向醉老汉说，一旦他好了，要砍刀勇几十刀才解恨。期间，王波多次说口渴，向醉老汉和老蒋要了好几次水喝。

　　而此时，被王波咒骂的刀勇正蹲在新南站广场旁的角落里，紧张地注视着来往的行人，担心王波等人或者警察出现。凌晨1点后，刀勇爬上新南站广场的一棵树上，沉沉睡去。同时，王波等桥下的流浪者也已进入梦乡。

　　第二天早上9点，醉老汉与老蒋相继起床，他们听到王波的呻吟声。“他说，今天怕是起不来了。让我晚上回来时帮他带点吃的，还把他前一天捡来的几个瓶子让我帮他卖了。”老蒋说，他帮王波打来一碗水放在面前后，就出去捡破烂了。

　　之后，流浪者慢慢散去，仅留王波一人孤独地在天桥下。不时有黑摩的司机在桥下停留。拉黑摩的的小王也曾给王波加过水。“他说他躺一下，过两天就会好。”小王说，虽然王波说自己没事，但见他面无血色，说话吃力，小王还是建议他去医院。但王波回答得很坚决，自己没钱医治，并且肯定自己不会因为这么点“小伤”就丢掉性命，虽然疼痛折磨得他话不成句。

　　这个时候，在不远的地方，一人正注视着正在谈话的两人，此人正是刀勇。“当时，我回去，想看看我的铺盖还在不在，但我的铺盖被他们扔了。我也不敢过去，怕他们报复。”随后，刀勇在立交桥四周游荡，像往常一样捡垃圾兼乞讨。可是一天下来，刀勇的收获并不多，整天都没有吃东西。

　　晚上7点，王波稍微吃了一些老蒋带回的糕点，并把大部分留在铺前，作为后一天的伙食，但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他最后一顿饭。后来，在人们发现他的尸体时，剩余的糕点还依然留在他身边。

　　夜幕降临，流浪者还照常开着“卧谈会”，但他们没有太在意爱说话的王波已经悄无声息。入夜，在汽车的轰鸣声中，王波的呻吟声显得细微、无力、孤单。而在新南站广场上的刀勇，依然睡在树上，孤身一人，与饥饿为伴。

　　4月17日上午，流浪者外出找“活路”时，王波已经完全沉默，没有交代他们做任何事，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与老蒋等人说话时只能发出低微的回应，他们也没有在意王波毫无血色的脸和已经无血可流的伤口。

　　当天，小王再次来到王波铺前，王波此时头脑已经不太清醒，说着让人费解的话。“他说话声很小，听不清，好像在说小时候的事。到最后，声音越来越小，就没声音了。”

　　在中午1点左右，小王离开了官南立交桥，出去拉人，他也许是最后一个听到王波喃喃自语的人。此时的刀勇，饿得头晕眼花，在火车站旁的一个垃圾堆旁找路人扔下的残羹剩饭。

　　最先发现王波死去的是老蒋。20时许，虽然在王波的铺前已经围坐了许多流浪者，但他们都以为王波睡着了，只有老蒋打算送水给王波时，才发现他已全身冰凉，呼吸停止。于是，老蒋立即跑到福德派出所报告。22时许，脸上蒙住白布的王波被抬上殡仪馆的车。随着警笛声逐渐远去，立交桥下又恢复了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