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警方80天逮捕近万人，部分看守所爆满。”突然看见这样的新闻，在极度震惊之余，我的第一个判断是那里出了什么突发事件，但山城一如全国各地，社会秩序并没有发生任何异动。

既然如此，重庆市警方何以大动干戈，以至于部分监管场所人满为患？据媒体引述重庆市公安局公开通报的情况：从今年7月10日至9月30日，全市公安机关共破获刑事案件32771起，破获年内案件25931起，查处治安案件52671件，执行逮捕9512人，打掉恶势力案件92起。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说：“仅9月份就破获案件11925起，打击处理7610人。”

与今年粮食总产量增加了多少亿斤，农民纯收入增加了多少倍的数字相比，重庆市公安局提供的这一组被视为打击犯罪的战果的数字，无论如何也难以让人激动。这使得我下意识地想起了不久前发生在辽宁的事情——

2008年6月初，辽宁省公安厅在全省“打黑办”主任会议上，与各市签订了一份“警令状”：“在奥运会召开前，全省各市公安机关必须打掉一个以上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各县(市)、区公安机关必须打掉五个以上恶势力犯罪团伙。”

辽宁省到底有多少黑社会犯罪组织？打黑也能按照量化的数字分配任务？如果某个市、县没有黑社会、恶势力犯罪团伙怎么办？是不是要像招商引资一样“引进”或者干脆“培养”一批类似的犯罪组织，从而方便完成“警令状”规定的任务？这些疑问听起来有点儿戏的味道，但却是各市县警方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否则，他们可能因为完不成任务而被罚。

以同样的逻辑向重庆警方发问：重庆市的犯罪现象为何突然爆增？当地的常规警力到底干什么去了？从犯罪学的角度说，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无法杜绝，而且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一个合理的幅度内，犯罪的存在能够为社会所承受，既不会造成诸如社会恐慌，经济秩序崩溃等宏观问题，一般老百姓也不会失去安全感。

既然犯罪是一种长期、合理存在的现象，那么，对付犯罪的手段，也必须以常规的力量，保持着对犯罪行为常备不懈的威慑，从而将其控制在一个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和幅度内。但是，重庆、辽宁所出现的犯罪行为“批量化”问题，已经超出了犯罪学上的定义，属于非正常现象。它所暴露的问题，则是当地警方平时对社会治安和犯罪控制不力，疏于防范，个别警察甚至为虎作伥，“放水养鱼”。

试想，重庆警方在两个多月内能够以生产线的速度破获32771起刑事案件，打掉90多起黑恶势力，辽宁警方高层以“警令状”的形式分配打黑任务，说明当地的社会治安基本面早已背离了正常轨道，最后只能采取这种“大跃进”的方式突击治理。

经过突击治理之后，当地的社会治安情况立即实现好转，必在意料之中。接下来，在两三个月的突击行动中人困马乏的警方，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新一轮的犯罪又在悄悄滋生，一旦大规模发作，警方再次集结兵力，四处剿杀……久而久之，我们对付社会犯罪的路径，就会陷入当年北方游牧民族犯汉的局面——集中力量打它一下，消灭它的大部分有生力量之后，它只好缩回去，休养生息；在汉军放松之后，三两年再度杀来。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了防止基层公安机关在上报的战果中“兑水”，市公安局的纪检监察部门从行动一开始就做了防范，但怎奈各单位立功心切，最后还是有10名警察因虚报破案数字而受到处罚。可见，这种运动式执法，目的与手段已经完全背离，沦为基层公安机关的数字竞赛。

发端于1983年的第一次“严打”，因应的是文革结束、大规模知青回城、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急剧转型等前所未有的重大问题，虽然受到法学界的批评，但在当年确实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现在，整个社会处在一种较为常态的局面下，如果我们仍然沿袭运动式思维，把当年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手段作为控制犯罪的基本措施，由此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不仅无助于减少犯罪，而且可能造成对法治、尤其是对程序正义的危害，必须彻底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