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登封市农民工郭占超年仅六岁的女儿郭晓晓（化名）被赶出学校，使她不得不背着书包站在教室窗外听课长达20多天。有关报道和照片被媒体披露后，引起社会的很大反响。有关报道说，今年下学期郭晓晓被允许进入登封市河滨路小学上学，但一个多星期之后被“清理出校”；郭晓晓不得不每天都背着书包站在课室窗外听课20多天。郭晓晓的父亲在登封市蹬三轮车为生，为了让女儿能够上学，他给了学校校长五百元人民币，但后来钱被退回，女儿被赶出了学校。登封市教育局的官员解释说，按照河南省的规定，只有那些签订了务工合同的农民工子女，才有资格在城里的学校就读；郭晓晓父亲的户口不在登封市，也没有签订任何务工合同，因此按照规定，他的女儿只能回原籍就学。

现实情况却是，进城务工的尤其在中小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很大部分都并没有签定务工合同；因此这条规定等于是剥夺了大部分农民工子女享受法定的义务教育的权利。

但是，这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农民工子女享受法定的义务教育权利的问题，深层次却反映出我国长期以来在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方面的痼疾，反映出我国不公平、不平等的社会体制。国家务必尽快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

为解决这个长期困扰我国社会的老大难问题，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用“五个统筹”部署了城乡一体化的改革措施。即统筹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统筹城乡劳动就业；统筹城乡社会管理等。为此，国家将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在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方面，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方面，将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事业，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教育方面，将完善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和经费保障机制，保障经济困难家庭儿童、留守儿童特别是女童平等就学、完成学业，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重点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

卫生方面，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整合城乡卫生资源。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而社保方面，将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探索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有效衔接办法，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加大财政补助力度。

海外媒体在充分赞扬中共中央的上述决策外，还肯定：这是中共从早先的革命党必然面临向执政党的转变；而“执政党的目的是坚持社会正义，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繁荣，保障国家安全。只有将这四种任务完成好，方能继续执政”。

美国多维社报道说，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是习近平最近在其关于党建工作的讲话中宣布的；习的这一重要讲话决不仅仅是他个人意见的随意发挥，相信是通过了中共高层的程序审批，代表了中共高层的共识，是中共的最新理论说法。

早在2006年7月2日，广东南方报业集团就发表了《风雨85年：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评论员文章，指出中共“这样一个相当成功的革命党，政治成功之后显然不可避免地会将浓厚的革命色彩带入到执政阶段”，以至于在建制之初，选择了“全能政党型”的执政理念与方式。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生活，无一例外地处在党的高度掌控之下。及至“文革”全面发动，阶级斗争再成中心，党政机构瘫痪，党政权力向个人高度集中，出现了事实上的“领袖替代型”执政方式，形成十年浩劫。

更早之前的2002年11月7日，广东的《南方周末》在其登载的一文里，其实就透露了这个问题的敏感性。文章中的对话者、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指出，当时如果说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很容易被人反问：难道我们现在就不革命了？容易在概念上面纠缠不清。我们现在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样说很简洁，如果不钻牛角尖，也很明了。在大家都认可的前提下，可以用来表明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现实状况。而现实状况就是，中共已经没有时间继续在“革命党和执政党”问题上模棱两可，必须旗帜鲜明完成这样的转变。

如果说革命党的基本任务是社会动员，夺取政权，那么执政党的目的就是维护已有的体制，让社会在体制下正常运作；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里强调阶级调和、阶级合作，通过社会合作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合作基础，并都比较强调民主、协商。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三十年前最早提出真理标准讨论的胡福明也认为，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目标不同，中心不同，中共早该从革命党转型到执政党，“1949年就应该转型，但它没有转型，所以走了很多弯路，直到1978年的11届3中全会，才开始这样的转变”。

这样的问题，中共及其理论界在经过上述十多年的投石问路，战战兢兢的内部理论探讨和谨慎的舆论铺垫之后，终于由其认为最适当的人选习近平，在认为最恰当的时机和最恰当的地点，提出了这个关系到中共前途和中国命运的论述，开启了中共理论创新的又一片天地。

习近平表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21世纪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明确提出，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他告诫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任何一个政党，无论实力多强、资格多老、执政时间多长，如果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保守僵化、不思进取，其创造力就会衰竭，生命力就要停止”。习近平表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的党要艰难得多，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党比在封闭半封闭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建设党所面临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因此，中共必须“积极探索、讲求实效在党内形成风气，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停滞、永不僵化，成为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可以说，这是30年党的建设取得的根本的、最富有意义的成绩和进步，必将在今后党和国家生活中长期发挥重大作用”。

但从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转变说易行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指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法治化。完成这个转变的标志只有一个，就是法治。何为法治？第一，规定基本法，而不是领袖或者政党，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以政府权力之间的分权制衡，特别是司法独立和公务员执法系统的独立，来保障基本法的权威；第三，以考试和考核来选拔公正廉明的司法和执法官吏，保障吏治的清明。这就考验中共制度创新的决心与勇气。潘维认为，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化。而革命是靠领袖的，革命党的成功高度依赖领袖。但制度不依赖领袖，也不依赖政党。制度限制领导人的自由裁量权，更限制政党的权力。

只有这样，才能坚持社会正义，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繁荣，保障国家安全。

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凝聚到工会组织中来，也被视为“坚持社会正义，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繁荣，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措施。这一措施也通过习近平向全世界宣布。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表示：要切实维护好广大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这是新形势下党和政府对工会工作的迫切要求，是广大职工群众对工会组织的热切期待。各级工会要把坚决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部署，同创造性地做好新形势下的工会工作结合起来，全面履行职能，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目前，中国有约一亿农民在城市从事建筑业、服务业和其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被称为“农民工”。虽然农民工为中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户籍制度造成的就业、福利歧视等原因，农民工的许多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对此，习近平表示，要“扩大工会工作覆盖面，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凝聚到工会组织中来。”

长期以来的户籍歧视，社会资源分配不公以及工农业产品价格制定上背离价值体系的剪刀差等等因素，导致城乡“二元”，人为地制造了农民的低人一等。改革开放后农民进城参加建设，以巨大的牺牲换取了城里人的安居，原以为能和城里人一样享受一个受人尊敬的称呼——工人阶级，但未曾想换来的却是“农民工”这样饱含蔑视的称呼。公理何在？抗拒地方政府的暴力执法、违法执法，都被被冠以“黑社会性质”定性为暴力抗法，天理难容！

好在现今的国家领导人看到了问题的实质，痛下决心，着力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使得农村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而入城农民工享受和城市工人的同等待遇，对推动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和权益保障机制的建立，全面维护职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进一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形成公民的民主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制度，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将起到巨大作用，具有广泛的意义。

“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道无亲，唯与善人”；这是上天最公平的之处。中共中央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正是顺天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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