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恋》遭禁 再不为一部作品加罪于人

78岁的作家白桦如今定居上海，自称“远离电影圈、孤陋寡闻”。

28年前，他的剧本《苦恋》及由其改编的电影《太阳与人》，曾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并最终禁播。

回想那段往事，白桦说，“检验正确与否的尺度是我和所有中国人共同经历的严峻生活。”

原计划以黄永玉为原型

白桦创作剧本《苦恋》，源于长春电影制片厂青年导演彭宁的一个提议：写一部关于画家黄永玉纪录片的剧本。由于和黄永玉相熟，白桦很快就写了一部《路在他脚下延伸》，并发表在香港《文汇报》上。

“严格说起来,这个作品不是一个记录片,全都是黄永玉平常和我们接触时谈到的一些事情及他的观点,是按照一首电影诗来做的。”

剧本完成后，打算由黄永玉来出演自己。但准备实拍的时候，剧作家夏衍建议，还是写个艺术片，不一定要写黄永玉，就写一个艺术家。于是，白桦重新着手。

1979年，白桦完成了剧本《苦恋》，发表在同年9月出版的《十月》上。卷首语中写道：“飞翔着把人字写在天上。”

剧本描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坎坷命运，其一家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但女儿的出国决定还是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女儿反问父亲，“你爱你的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

长春电影制片厂据此拍摄了电影，由彭宁导演，影星刘文治和黄梅莹主演，1980年底完成摄制。后来在送审样片的时候，改名为《太阳和人》。

据白桦介绍，1980年四五月间，文化部电影局曾组织修改剧本，但最终，影片只是将结尾做了改动，原剧本以凌晨光用尽最后的力量在雪地上爬出一个“问号”结尾。但拍摄现场，当时的中宣部领导派人传达了指令：“那个问号不能拍”。于是，问号最终变成了省略号，当一切安静下来,只有一枝风中芦苇在太阳的光晕中飘荡，伴随着六声强劲的鼓点，六个“点”打在了银幕上。

对于当年坚持不改的原因，白桦说：“我和导演认为，应该有一部宁禁不毁的影片。保持一部完整的作品，作为证言留给历史。”

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中宣部，两部门决定，继续对电影进行修改，并请电影专家与白桦谈话。

在此期间，白桦和彭宁携影片四处寻求支持。他们找到电影家协会，借了放映间放映该片，获得一致好评。

1981年1月5日，《大众电影》和《电影艺术》两家杂志联合召开了一次“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

与会者100余人，会议主旨“民主、争鸣、团结”，谢晋的《天云山传奇》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亮相的。

白桦和彭宁也带去了《太阳与人》，放映后，马上成为会议的焦点，并出现“一边倒”态势：持批判态度的人一发言，就被赞扬的人打断。

但在会议的后半程，传出了要对剧本《苦恋》今昔感批判的风声，说电影还在修改先不批判，但剧本要批判。

面对一方叫好，一方要求修改的局面，白桦萌生一个想法：让中央高层看看片子再说。

1981年1月10日晚，白桦求见胡耀邦，唯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

“那时候，胡耀邦是很平易近人的，他复出后我前后在他的寓所见过他三次。”

但胡耀邦拒绝了看片的请求。当着秘书的面，他坦率地说：“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

这次见面还是在胡耀邦寓所的小客厅，厅里多了一个电视机和一张藤椅。胡耀邦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

《解放军报》发文批判

但此时，对《苦恋》的批判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白桦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忆起1981年1月的一件事：当时在北京体育学院召开了一个电影创作会议,放映了一些新片,其中也放了《太阳与人》，但部分欣赏的人只能私下向他竖大拇指了。
此前，文学刊物《时代的报告》将《太阳和人》产生的过程形成报告，要求中纪委介入。中纪委征求中宣部的意见，一番研究后，中宣部回复：电影正在修改，还是由文艺工作的领导部门来处理，不然会使文艺界更紧张了。

同年4月18日，《解放军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读者批判《苦恋》的3封来信。

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说《苦恋》“不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它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

文章被数家报刊转载，并通过广播传播给千家万户。

白桦回忆，当时的社会反响很强烈，很多老作家都持激烈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说：“看到这个影片时，我恨不得把头撞在银幕上。”

“春天对我如此厚爱”

局面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据报道，5月17日，胡耀邦与中国文联及各协会以及中央文化部的负责人有一次谈话，谈话中提到：“对《苦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看来批评的方法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些……要争取作者作自我批评，作者反批评也可以……要把批评作品与批评作者分开……”

与此同时，白桦也得到了部分文艺界人士的支持。

当时，文联和作协的主要领导人是周扬、张光年、冯牧、陈荒煤等人。

面对对《苦恋》的大规模批判，文联的机关报《文艺报》和作协领导的刊物《新观察》起初按兵不动。

《文艺报》作出反应的第一篇文章是在1981年5月22日，报纸刊出了《对<苦恋>的批判及反应》一文，称《文艺报》收到读者来信12封，其中有10封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批判“采取了不够慎重的方法”。

5月25日，文艺界人士齐聚北京，参加中篇小说、报告文学、中青年新诗的优秀作品评奖会，白桦的诗《春潮在望》获奖。

评奖会上，《苦恋》成为一个议论的焦点。

巴金在发言中表达了对白桦的同情，张光年则引用洛阳看牡丹时一场“使花圃受到惨打的大风雨”，暗喻那场批判的浪潮，并呼吁“适量的和风细雨”。

7月，《新观察》杂志主动向白桦约稿，白桦写了《春天对我如此厚爱》一文。

文中，白桦告诉读者，尽管处境不佳，但自己还是受到了关爱：“从四月份开始收到的近千封函电都摆在我的面前……我仔细读着那些陌生人的函电，想象着他们的职业、性格和形象，并择其要者复信。常常感动得痛哭失声，不知晨往而昏至……”

文章的后面，白桦谈到了春天对自己的厚爱：“六月中旬接到《苦恋》（编辑部刊发时，删去了《苦恋》二字）摄制组的通知，前往长春电影制片厂看修改后的样片。当我离开武汉上火车的时候才感到武汉连续的晴天还没有使气温上升到三十度，真怪！武汉的春天竟破天荒延续了这么长！是我在追踪春天呢？还是春天对我特别钟爱呢？……我情不自禁暗暗得意，今年我却能和春天如此长久的相聚，虽然也有风雨，但它是春天的风，春天的雨……”

白桦写信“检讨”

文艺界在媒体上的“对垒”，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

1981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对《苦恋》事件中的种种过“左”的做法，从正面阐述中作了批评。

7月17日，邓小平召集中宣部、文联、新华社、人民日报社领导讨论对《苦恋》的批评问题，“就是认为《苦恋》有错，应该批评，但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是‘大批判’式的打棍子的做法”。

会议决定，《解放军报》停止批判，改由《文艺报》写文章批判，《人民日报》同时转载。
批判稿件至少正式修改了6次，10月7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论〈苦恋〉的错误倾向》。

文中称“我们希望对《苦恋》的批评能有助于文艺批评的活跃和开展，有助于改变文艺领导工作中的软弱涣散状态；而对《苦恋》的作者，希望他们能总结经验教训，‘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今后再写出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主义的新作品。”

此后，白桦以给《解放军报》和《文艺报》编辑部写信的方式，进行了检讨。他说，从对《苦恋》的批评中，他渐渐体会到“这股巨大的热流是温暖的”，他已由最初的抵触变为心悦诚服，涌起由衷感激。

谈起这段往事，白桦说“这是一篇必须写的文章，就像《文艺报》必须写的文章一样。”

同年12月16日，白桦在接受香港《新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次事件对我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几乎与此同时，首先刊发《苦恋》剧本的《十月》杂志，也发表了署名文章《从艺术表现看<苦恋>的政治倾向》，向读者作了交代。

对《苦恋》的批判就此结束。

“庆幸没带来一场运动”

时至今日，电影《太阳与人》的胶片仍躺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片库里。

曾经满腔激情的新人导演彭宁，已于前年去世。

部队作家白桦1985年转业到上海作协，1997年退休。其退休生活仍以写作为主，但不问发表。不过每年几乎都能出版一本著作，其系列作品《边地传奇》分别发表在《上海文学》、《小说选刊》、《江南》等刊物上。今年3月，他的300行长诗《从秋瑾到林昭》发表。

在他家里，还保存着《太阳与人》唯一的一张海报。

回忆起那场《苦恋》的前后，白桦想起了已故中央党校秘书长宋振庭当时给他打的一个电话：“尽管沸沸扬扬，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一再重申他的主张，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

“我庆幸没有因为我的作品而带来一场运动。”白桦说。

新京报记者 钱昊平  实习生 周亦楣

新观察：

“双百”方针，知易行难 对28年前的“《苦恋》风波”，“知其然”的人可能还有一些，“知其所以然”的人大约没有多少了；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相信能够耳熟能详的人不在少数。

“庆幸《苦恋》没有带来一场政治运动”，现在回味这句话，其中的沉重感还是令人感慨。邓小平的那个反对“‘大批判式’的打棍子做法”的表态，一锤定音，足显魄力和理性。的确，如果还延续此前“文革”的那种荒唐逻辑，当时对《苦恋》的全国性的批判再往前走半步，一场政治运动将不可避免。

以批判《海瑞罢官》拉开“文革”序幕为极端案例，“文艺作品政治化”的“左”的思维曾经在此前和其后占据相当长的时间，这种思维的结果大家已经知道，毁灭的不仅仅是文艺领域，一个国家也会因此而走到崩溃的边缘。

真的是值得庆幸，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已经不是“文革‘的时代，因而，那场已在孕育的政治运动被幸运地关进了笼子。甚至，此后以“政治运动”为标签的社会生态也基本上被告别，取而代之的是“依法治国”的现代政治方略。

《苦恋》以及同时代的不少文艺作品的命运，成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试金石，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实践效果甚至也成为全方位打破禁锢、解放思想的试金石。

因为，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文学艺术家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温家宝语)。以宪法、法律为底线，以自由创作为保障，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宗旨，“双百”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

“双百”方针，知易行难。无论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还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文艺创作总是要反映疾苦，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而其中必有刺眼、刺耳的东西，对这些东西的宽容和保障，取决于有怎样的胸怀和气度。

一个国家对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应有的胸怀和气度，就是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无论是提高学术水平和艺术表现力，还是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和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学术探索、艺术实践和民主讨论，最终由实践、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和评判。”(温家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诚哉斯言。如何对待文艺批评，实际上是民主问题。《苦恋》某种程度上也是新时期对文艺作品从“政治评判”回归“艺术评判”的开端。“不靠行政命令”对树立正确的文艺批评观念和风气是必要的。文艺和政治有相对独立的客观规律，应当保持适当的距离。

《苦恋》风波的“幸运”结局，正值上世纪80年代初“文艺早春”的融冰时代。30年改革历程，中国的思想观念有了巨大的变化。面对刺耳之音，我们正在学会用常识性的客观规律来判断。如果我们耳熟能详的“双百”方针能够真正得以实践，那么文艺的春天将会永驻。国家把春天般的爱给了它的国民，国民也一定会深深地爱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