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企业两角模式到政府=企业=市民社会（NPO）三角模式

市民社会的使命和根源之发展观的演进

1，成长中心主义

“开发（发展）=development”这个概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期间）提出的。在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倡导下，1960年代被称为“开发的十年”（第一个开发十年）。

在那以后，开发一直是被作为“经济开发（发展）”来认识。冷战期间的开发（发展）论也是基本上将焦点集中于经济方面，将“经济成长及产业的高度化”放置于开发（发展）的主要产出位置上。二战以后的世界就是以经济开发概念为中心展开的。

到了80年代，传统的开发理论和威权主义开发方式、开发体制遇到了问题和挑战。传统的以经济成长为中心的开发理念和国际组织方面的援助政策，面对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的出现无力感，甚至无法面对这些问题。例如，开发的结果，不仅没有消除贫富差距，反而扩大了差距。在出现承受到成长所带来的恩惠的人群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不在少数的陷入更加困苦境地的人群。另外，传统的开发框架是成长一元性的，以成长的恩惠为全社会均沾为前提，这是不现实的。这带来了对迄今为止的开发战略的反思和开发战略本身的转换。

2，人的开发概念的提出

那么1990年代开始的“人的开发”理论就是作为改变传统的专门重视经济成长的开发框架的理论而出现。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0年开始刊行“人类发展报告”则将这种框架的转变明确化。该报告书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开发”理念，强调人的、通过人的、为了人的开发，开发的目的在于选择范围的扩大和自由的达成。即该报告将开发的目标定位于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并作为其指标提出了以保健（平均寿命）、教育（识字率和平均就学年数）、实质购买力相关的收入水平（收入、雇佣）为组成的人的开发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ion）。“所谓开发，意味着GNP成长、收入和财富、以及生产资材、积蓄资本之上的内容。获得财富也许是某人的人生选择之一，但是它无法表达人生的全部内容”。“人的开发，是扩大人的选择的过程。在这些多样的选择中，最重要的是永远健康生活、接受教育、获得像人一样生活所需资源的手段。进而政治自由、人权保障、自身尊严等也是重要的选择”。（1990年报告）人类发展报告实际上替换了原来的作为开发援助目标的国民（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生产的增大的标准，将开发的目标转换定位为“人的开发”，用以唤起国际开发援助的目标的转换。

除了以个人的选择和能力的扩大来取代经济成长作为开发的新的尺度以外，人类开发报告涉及的另一个领域就是“公共政策的责任领域”，并引起了新的关于“政策环境”（enabling environment）的讨论。政策环境的创造问题涉及到开发理念的转换和开发手段的变化问题。关于政策环境形成问题，1990年报告还是停留在笼统地提示政府责任的程度。到1995年，社会开发首脑会议已经在明确提出这是政府的第一责任的同时，开始强调市民社会的参加。

另外，人的开发理论更加重视人的社会参与。实际上，“人的开发”的政策提出是与OECD的DAC发表的“1990年代的开发协作”报告（1989年）中所展示的开发战略相呼应的。该报告提出“更广泛基础的发展（broad-based growth）”和“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ant）”两个援助新理念。“更广泛基础的发展（broad-based growth）”是指将经济成长的恩惠普及到一般民众，为此要求民众对社会经济过程的参与为必要前提。“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ant）”是对原有的开发带来环境破坏和生态系统破坏、威胁人类生存和开发基础的情况进行反思，试图通过开发和保全的平衡来将开发的恩惠普及后代的发展方式。这两种方式都是将民众、人置于中心位置，由此与传统的以国家=政府为中心的权力精英自上而下的开发相对，产生民众中心型发展（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和参加型开发（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的新的援助概念。人的开发战略从战略的树立、推进、评价等的所有阶段都充分重视民众的参加。与“更广泛基础的发展（broad-based growth）”路线相结合，“人—民众中心型”的发展战略登场。

3，社会开发----新的开发视角和主体

到了1995年，以哥本哈根社会开发高峰会议为标志，国际社会关于发展观问题又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该会议确认了“社会开发”这一新的课题。

这次高峰会议，世界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历史上首次共同认识到社会开发及人类幸福的意义，并将之作为从现在到21世纪最优先的目标。宣言和行动计划中，各国政府就将人置于开发的中心位置的必要性达成一致，并宣誓将克服贫困、达成完全雇佣、培育安定安全公正的社会作为各国政府最重要的目标。新的“人的开发”、“社会开发”占据了开发的中心目标。“社会开发位于世界上人们的需求和期待及政府、市民社会的所有主体的责任中心位置。”（第七条）“人才是我们关心的可持续开发的中心”（第八条）。 “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确立作为现在和未来方向指针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开发的框架”（第二十四条）。

新的社会开发框架是民众中心型的框架，是一种自立的开发模式。在促进人的开发、社会开发的实施方面，宣言和行动计划指出了政府和民众间的合作的必要性，提出“社会开发是为政府、市民社会所有主体的中心责任”（第七条）。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各国的第一责任，但是单凭政府是完成不了的，它需要“国际社会、联合国、国际金融机构、所有地域机构及地方机关、及市民社会的所有主体”的努力和积极贡献（第二十七条）。在行动计划第五章行动A国内战略中提出各国要制定国别的行动计划，在行动B市民社会的参与呼吁市民社会的参加，即呼吁民间的企业、NGO、劳动组合、共同组合等的参与和网络的建立。

在宣言和行动计划中所显示的社会开发战略，其开发的主体除了原有的开发角色---民间企业（市场）、国家（政府）之外，新指出了“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作用；开发主体由以前经济成长时代的政府和企业两个主体以外，现在新加入了“第三开发主体”---“市民社会”，体现为开发主体的多样化。宣言中，明确提出“人的开发”与确保人的开发的“社会开发”，如果没有市民社会的参与就无法成立。而使开发成为可能的政策环境（enabling environment），则要求在这种新的开发过程之下政府、企业、市民社会三者关系调整之中树立起来。
 
    经济社会开发的概念本身在二战后，以联合国宪章中被规定为经济社会理事会的任务为开端，但在其后本个世纪的经济成长期内，仅仅经济开发的概念得到重视，而社会开发的概念被置于次要的位置上。当然也不是完全被遗忘。具体而言，如前所述，第一个时期（1960年代-80年前后），社会开发主要被当作经济开发的补充，意味着社会资本、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
    但是伴随着经济成长，出现的是贫富的差距、贫困大众的增加、环境的破坏等等，那么在第二个时期（1980年-1995年），新的人的基本需要（BHN）的充实、进而重视以实现BHN为中心的参加型开发、以及重视环境保全必要性的开发路线登场。
    而这一时期，担当着世界经济高度成长的“大政府”的弊害越来越明显，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国营企业的民营化等取得进展，这使得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世界经济集中、泡沫经济、贫富差距、环境破坏、投机等进一步发展，“市场的失败”越来越显著。
    由此从第三个时期（1995年前后）开始，产生进一步促进新的人=民众为中心的发展、参加型发展的必要性。市场失败、政府失败，那么作为开发主体，与国家、企业相并列，新的市民角色登场。市民社会部门的发展，以及政府(国家)---企业（市场）---市民社会三部门间的平衡关系的构筑，就成为对于人=社会开发不可或缺之物。

 市民社会，作为在市场歪曲的背景下（市场失败）承担着纠正市场经济偏差的角色，作为国家作用的局限和限度下（国家失败）确保国家的民主性・透明性的角色，作为在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化下在地球规模对其进行确认的角色，不断加强其自身作用。事实上，只有在开发理念的转换、政策环境的培育、市民社会的自立下，开发概念才能从被动的自上而下的“开发”转换为自下的内发的“发展”（本人一直强调的“从开发到发展”）。

第三部门崛起的其他条件

一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发生的戏剧性通讯革命。计算机、光学纤维、传真机、电视机和卫星的发明和广泛传播使得即使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都对不断扩展的通讯联系开放。与70、80年代的通讯革命相比更加重要的是互联网络的兴起和普及。1989年除了柏林墙的倒塌之外，另一个同等具有划时代作用的历史事件是互联网的发明。这个发明首先波及到处于中心的发达社会，随后就迫不及待地向外围的发展中社会波及开来。20世纪的现代主义者一直在说：技术将改变世界政治。那么互联网络的普及则对这个言论提供了再恰当不过的注脚。网络为社会经济和民主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平台。而这正是大众组织和具体行动所必须的。

另一个对第三部门成长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是“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发生的全球性的可观的经济增长和由此带来的中产阶级革命”。 （“非营利部门的崛起” 自【全球化与公民社会】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4月）这时的苏联、东欧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工业市场经济国家。这不仅带来了物质改善，使民众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期望，而且也在上述国家中帮助造就了颇具规模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的领导对于民间第三部门的出现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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