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土收藏：吴泽霖交代材料续

续一《关于昆明译员训练班的组织情况》

上面这些人，尽我所知道的来做交代。

戴世光

前清华大学教授，一九四一年我到昆明联大教书，家住离城四十里的呈贡，清华在呈贡城内有国情普查研究所，他在联大教二门功课外，主要是在该研究所主持统计工作的人。我们同住在呈贡的时候，相处很熟，他常来我家，也常帮助我处理一切家务。一九四二年后，我的姨妹马时芬来呈贡养病，他们进行了恋爱，因此与我家的来往更密。我觉得他办事能力很强，群众关系也好，当他於一九四二——四三年休假期间，我和梅贻琦商量请他在当时的战地服务团的干部训练班内协助我工作。红梅和他同意后，我就介绍他给伪战地服务团以专员的名义在班里工作。起初管理学员的生活，不久该班改组为昆明译员训练班，他就担任了教务主任。班里事无大小我几乎都和他商量的。班里聘请教员主要由他联系，聘请时事和专题演讲的人一般是由他和鲍觉民负责进行的。他们对联大的情形比我熟悉得多，他们所决定的一切当然我没有什么意见。他在班里所兼的工作一直做到班的结束。其间曾代表训练班到贵阳和百色招生过二次。一九四六年他乘伪战地服务团的便车由昆明到杭州，我的二个小孩是托他照顾带到杭州的。回到清华后，我任教务长，我介绍他任一年级的新生指导委员会主任，在教务上仍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一九四八年春傅作义找过几批北京的教授到张家口去演讲，我和他及张印堂、雷海宗是同一批去的。北京解放前夕，我怕城郊发生战事，曾把二个幼儿和岳母送到进城内住在他家，我们的关系就是如此。在我於一九五二年交代历史以前，我从没有告诉他我一度加入过国民党，我对他，也正像我对其他人一样，不去询问他的政治面貌。据我所知道的，他在学生时代政治上不算落后的，他曾与陆催（当时的进步分子）恋爱过。回国后在昆明教书时与一些国民党份子来往很密，就加入了国民党。他和陈雪屏关系很好，空闲时经常在一起玩桥牌。抗战时期经常在国民党办的日报和杂志上发表文章。一九四六年国民党的报上发表过他为北京市国民党的党委。据他说，大约是陈雪屏替他搞的，并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后来，他也没有说。一九四七年北京市国民党办了一种周刊，雷海宗任主编，他是四个编辑之一。现在他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当教授。

续二：吴泽霖——《关于昆明译员训练班的组织情况》

鲍觉民

我和他本来不认识，到一九四二年由戴世光介绍后才相识，但对他过去的历史不熟。据我所知，他是伪中央大学的毕业生，考取英庚款留学英国，抗战时回到昆明南开经济研究所，加入联大教地理。昆明译员训练班在扩大组织时，戴时光介绍他来班工作，我得到了南开和联大梅贻琦的同意，就介绍给伪战地服务团以专员的名义在班里担任了训导主任。梅贻琦很赞成他加入训练班，因为联大是公开支持译训班的，联大既由北大、清华、南开所组成，最好三校都有人参加。鲍在班中主要是管学生的生活纪律，请人主持时事或专题演讲等工作，事实上班中一切事务我们都一起商量的。班中的会计员李崇真是他的爱人，李崇正是他的内弟，刑克明是他的房东，都是由他推荐介绍的。一九四六年联大解散，三校复校，四月间我和他乘伪战地服务团的便车，一起经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回到杭州，他直接转回天津。解放前，京津各大学经常有业务联系，接触机会很多，他曾到清华来过二次，曾看过我和戴世光。我也到过南开一次，在他家里住过。一九四六年夏卫煌曾邀过一些北京天津的教授到沈阳去举行学术演讲。我和他在同一批，同时我和他在沈阳主持了北大、清华、南开的联合招生事。解放后他来北京开会，又见过二次。他是国民党员，据他说他和张治中相识。在南开，他是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之一，与该所的创办人和支持者何廉有较深的关系。解放前他在南开担任过训导长。现在他在南开大学。 

附件 吴泽霖先生五十年代肃反运动中写的“交代”材料20.jpg (12.7 KB) 2008-10-30 0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