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起来，一眼看到了这个很容易让人“愤青”的新闻：《云南贫困县公安局政委在机关大院设宴500桌嫁女》。说的是，10月29日，云南省永善县公安局党委成员、右岸分局政委阙隆宽的女儿出嫁，在公安局大院内设宴500桌，前后约有四五千人赴宴。为婚宴端菜跑堂的有36名警察，16名法院工作人员。同时，现场设有三个收银台，县民政局副局长和公安局两名警察负责记账，记者实地观察发现，其中一个收银台“只用半天时间就写了485个号，累计收到58600元现金”（据11月5日《生活新报》）。

永善县位于云南省昭通地区，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尚有群众在为温饱生计问题发愁，出现这样的新闻，实在叫人两眼冒火！据熟知内情的当地人士证实，婚礼的主人，新娘为县法院法官、父亲阙隆宽为公安局领导、母亲担任县民政局局长；新郎为副镇长、父亲官至县人大副主任，在那个小县城绝对权倾一方。因此，这场在当地堪称“世纪婚礼”上的表演，使得我们再次目睹了公共权力的为所欲为。

刚刚发生在深圳的国家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官员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事件，虽然与上述“世纪婚礼”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但就其性质而言，都是权力极度张狂的现实反映。本来，不管从法律还是常识的层面理解，如果当时林嘉祥对受害者家人的指控矢口否认，而酒楼的监控录像又没有拍摄到他猥亵女童的行为，其结果可能就是一个无头案，现场吵闹一通了事，甚至连行政处分他的依据都有点勉强。

但出乎意料的是，林大官人倒是“豪爽”，“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和市委书记是山东老乡！”“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咋听起来，这话颇有些别扭，完全不像出自“交通部派下来的”官员之口。于是，林某人的行为立即招来滔天舆论的谴责，更有不少论者指出，林嘉祥所言句句真实，乃酒后所吐肺腑之言。或许，这正是问题的可怕之处，一个官员，能把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异化到如此骇人的地步，则意味着可以任意弄权作乱而不受制约，否则，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行为呢？

最近两年来，借考察香港刑事司法制度的机会，接触到不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官员，他们给人一种突出的感觉，就是谨小慎微，丝毫不敢越雷池一步。原香港廉政公署廉政专员黄鸿超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我知道，香港市民对政府要求很高，我自己每天都是非常小心，战战兢兢，必须依法办事，不偏不倚，不能让外界对我们的信心有任何动摇。”

香港的法律不仅设有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而且对公职人员的限制极其苛刻，包括接受宴请、礼品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属于礼尚往来的行为，都要事前向特首报告，且要避开利益冲突，甚至连上司向下属借钱亦属违法行为，稍有疏忽就会丢官或被刑事检控。

在中国内地，对公职人员的各种禁令多如牛毛，但与香港这个法治社会不同的是，那里的制度就是谁也碰不得的高压线，而我们的制度更多的是一纸空文，被官员们视为儿戏。所以，才出现了公安局领导在公安局大院内大摆宴席嫁女，并且违反党纪法规公开收受数额不菲的礼金，才出现了“交通部派下来的”的权力狂人林嘉祥。

诸如此类权力张狂的例子几乎随处可见，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整个社会对公共权力的信任危机，从而造成权力与权利的对峙。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在当今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公共官员始终被置于宪政制度下，受到权力机关、公众和新闻媒体的严密监督，并且以铁腕对待滥用权力的官员。

交通运输部对林嘉祥的果断处理，既是铁腕治吏的一个典范，也是对林嘉祥们的一个当头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