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出了两件大事:一是正当我们原子弹第一次爆炸成功时，赫鲁晓夫下台了。那时中苏关系因与赫鲁晓夫反华而走下坡路，他的下台和我核试验成功成为鲜明的对照。 第二件事就是“四清”。从60年代初起，党中央、毛主席就提出要进行农村社教运动，清理农村中的四不清问题，这是当时极为重要的运动。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桃园村搞“四清”，创造了“桃园经验”。刘少奇很重视这个“桃园经验”，叫王光美做报告讲述“桃园经验”的内容及意义。这个报告只有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才能听，外交部则受到特别照顾，司长也可以去听。当时有一种说法，没有去农村搞过“四清”的干部，将来不能当部长及中央委员。
   当时中国还遇到几件重大国际事件。首先是苏加诺发起一个新兴力量运动会，以对抗那时的奥运会。他邀请新兴力量国家即二战后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参加。而一切主要具体事务如邀请参赛国家等，则先由我国外交部通过内部协商决定；各国运动员队伍去印尼的旅费，需要帮助时也由我国出，运动会则由印尼办。当时的一切运动用具，甚至连印尼运动员的用具都是由我国制作的。为这件事，我同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忙了好一阵子。中国体育代表团兼政府代表团团长是贺龙元帅; 
     1965年5月，巴基斯坦与印度在巴印边界库奇兰恩地段发生争端并导致武装冲突，接着巴军在克什米尔发动大规模进攻，直攻到克什米尔首府斯利拉加附近，战局对巴有利。但不久印度从侧翼进击，军队直捣巴基斯坦的拉合尔，截断了巴军后路。巴军从克什米尔败退，集中全力守御拉合尔。一时间战事甚为激烈。
   自解决中巴边界问题和1964年巴总统阿尤布·汗访华后，中巴关系较为友好。在这次巴印冲突中，中国政府于5月初发表声明，指责印度的扩张主义，支持巴基斯坦的抵抗战争，在外交上给巴以支持。但巴军在拉合尔的抵抗极为困难，军火与物资供给也很紧张。于是他们向我国求援。当时的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三天五天来到外交部，并要求直接见周恩来总理。他除通报战争情况外，还转送巴总统的信件或口头要求，请中国给予种种援助。
    在保卫拉合尔的战斗中，巴坦克部队在大炮和步兵之前向印军冲锋，结果损失严重，亟须坦克补充。巴坦克司令来到中国，并在罗查大使陪同下面见周恩来总理，要求中国支援坦克若干辆。当天下午，总理就命中国人员乘专机陪同他们去我国某坦克制造基地参观考察。巴坦克司令见到我们的新制坦克后，亲自驾驶着开了一圈。他跳出车舱后，竖起了大拇指：“这种坦克好，我们就要它。”第二天返回北京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向有关部门查问后，始知此种坦克存数不多，但总理还是命令从现役部队使用的坦克中拨出一部分支援巴基斯坦。此事使巴军及阿尤布总统万分感激。
     现在的孟加拉国那时尚属巴基斯坦，称为东巴。东巴与西巴中隔着一个印度。印度向东巴进攻，西巴的援助不能越过印度大陆，只能绕行锡兰（斯里兰卡）海道，费时费力。后来，巴基斯坦改用飞机绕道运输支援军火、物资及人员。这样一来，巴空军疲于奔命。那时苏加诺在印度尼西亚执政，主张新兴国家集体反抗侵略。他对于支持巴军抵抗印军极有兴趣，乃派其空军司令秘密来华商谈，印尼如何支援巴基斯坦的问题。
      这位印尼空军司令秘密来华时，总理亲自接见他，同其讨论巴印战争形势。总理告诉他，目前第三国不宜插手，而且印尼空军没有理由而且更无法参加战争，现在所能做的只有给以物资等援助。会谈结束后，周总理又请巴大使罗查和其武官来西花厅同印尼空军司令会见，并与他们共同进餐。此次会见时我一直在场，深深体会到周恩来总理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慎重态度。
    正当第二次巴印战争处在关键时期之际，巴总统一再要求中国方面出兵进行支援，使印度处于两面夹攻之下;面对出不出兵这个重大问题，周恩来总理曾召集有关部门特别是总参及各部讨论多次，大家认为支援是可以的，但如何支援则是一个重要问题。毛主席拟定出兵援巴，周总理修改“最后通牒”;那一年的9月，适逢我国举行全国运动会，各省各军区领导都来到北京。在贺龙元帅宴请毛泽东及各大军区、各省市主要负责人的宴席上，毛泽东对周总理谈到援巴事宜:"要出兵就应寻找与巴接界最近处出兵为好。"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同意出兵援巴。外交部经过研究，认为印度军队在最近两年内一直在西藏西部及中锡（金）边界挑衅，当时中锡之间已划定边界，而印军在边界山口如乃堆拉山口一带修筑大批工事，几年间共修有大小工事约有56个，肆无忌惮地破坏着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考虑到中锡边界以南为中印及东巴最近交接处，于是我国决定准备在此地区给印度以打击，以支持巴基斯坦；在此之前，先给印度政府下一个“最后通牒”式的照会。
    9月15日晚，给印度政府“最后通牒”式的照会在西花厅拟好，周总理当即命人于当晚送交印度驻华临时代办梅达。16日晨两点把梅达召来，当面递交了照会，限印度于三日内拆除它在中国锡金边界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并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保证今后不再越境骚扰，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在这个照会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印度政府在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的支持下，一贯对它的周围邻国推行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现在向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中国政府一贯认为，克什米尔问题应该像印巴两国向克什米尔人民保证的那样，在尊重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这就是中国不介入印巴争端的含义。但是，不介入绝不等于不问是非，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遭到剥夺，也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印度借口克什米尔问题侵略巴基斯坦。中国的立场过去是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只要印度有一天还在压迫克什米尔人民，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克什米尔人民要求自决的斗争，只要印度有一天还在对巴基斯坦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
    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情况较为复杂。东巴基斯坦（原称孟加拉邦）的居民多半是印度教徒。1947年英国人让印、巴独立时，把孟加拉邦一分为二，东孟加拉归巴基斯坦，西孟加拉属印度。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国家，因为政治上、军事上的不平等，引起东巴基斯坦人的不满。1970年东巴基斯坦的穆吉布·拉赫曼坚持东巴基斯坦自治独立。于是，印度从西孟加拉邦出兵，在苏联的支持下进攻东巴。巴基斯坦在印度强大兵力面前，无力保卫东巴，于是求救于中国。
    巴军总参谋长、海空军司令及巴总统叶海亚的特使连续来到北京，见周恩来总理。鉴于当时我国的情况，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只有在政治、外交上给以支持，谴责并声讨印度对巴的侵略行动。我们在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些飞机、常规武器，但像上次那样准备出兵的设想就谈不上了。印军侵占达卡后，即帮助拉赫曼成立孟加拉共和国，当时我们认为孟加拉是印度的傀儡，一直不予承认，直到1975年我国才正式承认孟加拉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