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空系统单位众多，学习苏联体制的结果就是有些单位的专业性太强，比如飞机结构强度这种基础研究就有一个独立的研究所，雷达和航电设备也各有专门的研究所。如果机构设置得当，各院所之间能够紧密配合，那这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科研体系，有利于进行基础研究；但若是合作中彼此防备，那科研效率就会有问题。

成都飞机设计所研制的歼10是我国自己研制的第一种俄标四代战斗机，98年首飞成功并完成工厂试飞后，歼10的试飞工作就转到试飞院进行。工厂试飞首主要是进行调整试飞，要把飞机飞到飞行包线(指飞机的飞行范围和飞行限制)的一定百分比之内，能够保证这个飞机进行安全的转场；之后试飞院负责的定型试飞要把飞机的飞行包线逐渐扩展开来，飞出飞机的各项设计值。

从这段介绍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工厂试飞能获得的数据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试飞院定型试飞所获得的数据才能对飞机的改进和定型起作用。试飞院是我国唯一的航空器定型试飞单位，也就是说我国所有航空设计院所都需要试飞院提供数据才能对自己设计的飞机进行改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都飞机设计所想利用试飞数据对歼10进行改进，要花几个亿从试飞院买。

试飞院搞定型试飞是出了力，但国家也给他拨款以支持其工作，并没有让他成为自负盈亏的商业单位。在公开的报道中，成飞公司副总工程师苗文中介绍歼10试飞一个架次的综合花费是27万元，定型前一共试飞了3000 多架次，也就是说试飞全过程的综合开支是8.1个亿；试飞院如果既要国家拨款，又问设计所要钱，那他与商业单位还有什么区别呢？

试飞院向飞机设计局收取资料费，这笔钱最终还是要空军来出；经费使用效率低下，受损的只能是中国航空工业整体。中航集团应尽快进行内部机构改革，理顺各项管理体制，把科研经费用到实处，这样才有利于中国航空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