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期陶铸的夫人曾志到了庐山后，见到毛泽东，讲起了贺子珍在南昌的情形；她说:“我看她现在已经很好，过去的事情讲得那么清楚，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主席还是见见她吧。”毛泽东听后动了感情，说:“哎呀，我们到底是十年患难夫妻，我一直很想她，革命苦难时期没有她的支持那有我毛泽东。你同汪东兴讲一讲，在江青没有来之前，我想见一见她。”
　曾志找到了汪东兴，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汪东兴在延安干部团时就认识贺子珍，对她很尊敬，称她贺大姐。以后他在毛泽东的身边，看透了江青的面目，很讨厌她的为人。他是在毛泽东的身边，敢于同江青对抗的一个人，江青同他拍桌子，他也同她拍桌子。江青多次要整他，都没有整倒，是因为毛泽东了解他，毛泽东是他的后台。毛泽东问过汪东兴:“你敢同江青对抗吗？”汪东兴说:“有你的支持，我就敢。”毛泽东说:“我支持你。”事实上，毛泽东同江青的斗争，很多时候是通过汪东兴来进行的。毛泽东曾经对汪东兴说过:“你能治住她，我还治不了她，她要夺我的权。”
　汪东兴接受了主席要见贺大姐这个任务后，怕泄露秘密，不敢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找到了方志纯和朱旦华，让她把贺自珍从南昌接上庐山。朱旦华是原来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夫人。毛泽民在新疆遇难后，她与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结婚，方志纯是当时江西省的省委书记，朱旦华是省妇联主任。汪东兴的记忆中，好象没有当时的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参与这件事。但在水静的介绍中，是她同朱旦华一起去南昌接贺自珍的。贺子珍的回忆中，也提到水静去接她的事实。
   水静的回忆录：“八月上旬的一个上午，尚奎同志突然对我说:‘毛主席想见见贺子珍同志，要你同朱旦华今天下午回南昌，把贺大姐接上庐山。’全国解放后，贺大姐一直住在上海。后来她提出到南昌住一段，当时江西省委的几个负责人都是她的老战友，欢迎她到南昌来居住，尚奎同志常去看望她，她也常来我们家。”
    “尚奎告诉我，你们上山后，直接去隧洞口左边的第二栋房子，我已安排好了。主席特意交代，这事要绝对保密。”
  “我与朱旦华当晚回到南昌，把事情告诉贺大姐，她显得很激动，忙不迭地问我们何时动身。第二天中午，我们回到庐山，按照尚奎的交代，车子开到那栋房子前，早已有人等候在门口。”
   贺子珍上山的时间，一种说法是在1959年的7月8日，而水静提供的时间是8月上旬，相差一个月。贺自珍是乘坐杨尚奎的专车上山的，汽车到达庐山贺自珍的住处，一种说法是第二天的中午，另一种说法是在晚上，是摸黑上山的。前者是水静的回忆，后者是贺子珍的回忆。
   贺子珍的回忆是:汽车驶到一幢依坡而筑的别墅门前，门牌是28号。车灯一亮，她见到汽车的前面站着汪东兴，但他没有同她打招呼，也没有陪她进屋，就消失在黑夜中。汪东兴证实，他因怕车子出故障，不能准时到达，就在接待贺自珍的别墅前等候车子的到来。他看到车子到了，放心了，就离开了。
   贺子珍居住的别墅，是在庐山一个很僻静的地方，行人很少。她进屋后，朱旦华就走了，是水静陪着她。水静介绍说:“我们刚到达庐山，警卫就告诉我，主席通知我马上去见他，我立刻就去了。主席坐在书房的沙发上，听我汇报接贺自珍上山的经过。他听完以后问:贺自珍身体怎么样。我回答说，还可以。主席说，你同尚奎同志商量一下，是否这几天就由你陪着她。他又嘱咐说，你一定陪着她，不要让她跑到外面来，不要离开屋子一步。我答应了。”
   “主席又说，你好好照顾她，我很快安排见她，时间可能是明天晚上，我会通知你的。主席接着说，江青正在北戴河，不知道这件事，我已经派人用专机给她送文件去了。我身边的人我也会安排的，把他们支开。”
  “主席嘱咐完，看我要走了，突然又冒了一句:‘希望她能一拍即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主席没有解释，我也不便多问。从主席见到贺自珍后沉重的情绪看，是否他的希望落了空，没有做到一拍即合？”
    第二天，水静接到通知:当晚9时乘杨尚奎的专车，带贺自珍去见毛泽东。通知还说到，已经打好招呼，一路不会有人截车。
   当水静与贺自珍准时乘车来到180号时，平时盘查很紧的门卫，竟没有一个人上前拦阻、询问，院子里静悄悄，汽车直接开到别墅的门前。这道门没有人守卫，门是虚掩着的。
   推门进去，只有封幼松卫士一个人在客厅里等着。他显然已经知道他今天晚上的职责，把来访的两位女士领上二楼。他让水静在他的楼梯旁的值班室里坐着。然后他推开套间的门，让贺自珍走进去，他自己并没有走进去，而是随手带上了门，退到值班室，与水静一起坐着等候。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会见，经过周密精心的安排，在他们分别二十多年后，终于实现了。这次会见，贺子珍是兴奋，毛泽东则是心情沉重；毛泽东与贺子珍的会见是在两个当事人中进行的，参与会见安排的人都没有在场，水静也只在值班室等候。因此，这次会见的情形只有当事人最清楚。从以后掌握的材料来看，贺自珍与毛泽东对这次的会见，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贺子珍是兴奋，毛泽东则是心情沉重。
      贺子珍本人回忆讲诉:她被领到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拿了两个杯子，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自己的面前，他们就隔着一个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下来；
    贺子珍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刻，能够见到毛泽东。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而且像打开了闸门的水坝，汹涌澎湃，再也关不住了。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看了，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他问道:“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了？”
    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她仔细看了看毛泽东，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不如以前了。”
      毛泽东说:“忙呀，比过去更忙了。”接着，毛泽东详细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一一都说了。毛泽东听了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神色凄然。他是不是也在为他们之间关系的破裂而后悔呢？
      贺子珍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赌气伤害了你。”
     他们谁都没有提到江青，一句关于她的话都没有。贺子珍只是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
     毛泽东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毛泽东又告诉她:“娇娇有朋友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了，我也同意。”贺子珍回答说。毛泽东还告诉她，等他这次开完会回去，就要为他们举行婚礼。
   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起来说:
    “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他们没有握手，也没有告别，只点点头，就各自回房间去了。
　　水静的回忆是这样的:她同封卫士在值班室等候了一个多小时，铃声响了，是毛泽东在召唤。封卫士走进了毛泽东的书房，一会儿，他搀扶着贺子珍走了出来，她看到贺自珍两眼通红，还带着泪痕。封卫士让贺自珍在值班室坐下，通知水静说:“主席请你进去。”
　　水静推开了毛泽东书房的门，只见他身穿白色的长睡袍，很宽大，腰间结了一根带子。他站在那里，吸着烟，面部表情有些愁苦。
　　他见水静走来，对她说:“贺子珍的脑子已经不行了，所答非所问。”他还说:“她拿走我三瓶安眠药，这种药很厉害，千万不能让她多吃，最好把药拿回来。”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你要好好照顾她，明天送她回南昌。”
　　水静点头答道:“我向主席保证，一定把药拿回来，一定把贺大姐安全送回南昌。”
　　毛泽东听了，点头说，好的，水静就退了出来。她与贺子珍乘原车回到原来的住所。
　　水静是在第三天傍晚时分，与贺子珍一起下山的。
　　曾志也听到过毛泽东对这次会见后的印象。曾志问毛泽东:“她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毛泽东摇摇头，心情十分沉重地说:“她的思想不是很健全，还是容易激动。她看见我的桌子上放着药，她将药瓶一抢，说，这药有毒，不要吃药，不要吃药。另外还说了会出现王明，要我当心新王明会害我。”
      五九年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秘密重聚，不论是悲是喜，这对分飞的劳燕在阔别二十多年之后，总算有了一次人生短暂的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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