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影放出来，总会褒贬不一，这是正常现象。就像我爱看《赤壁》中的八卦阵而朋友嗤之以鼻，有人怒赞《迷雾》而我则受不了死低分筋（斯蒂芬金）的白痴。这次，轮到《海角七号》了。不管我下面怎么说，提醒一句：纯属个人意见，如有雷人，实属巧合。

看了些许豆瓣上的影评，好多给了三星及以下的人都认为这部电影太商业化——我不知道这种评价的基准是什么，是说这部电影本来就该不商业化而非得文艺气息十足？要我是导演我就不乐意，这不是把电影人往死路上推么。一个故事表达的方式有很多种，观众可以评价表达方式的高下，却很难用“商业化”这个中性词作为评价电影成功与否的标准。拿了电影票进影院，出来后又骂电影太商业化的观众，实在是问心有愧。

当然，我也不认为《海角七号》算是最好的。（这虽然是一句废话。）从自己的经验来看，电影语言的运用和演员的表演没有让我感到不舒服，故事的节奏和结局也在意料之中。电影中的景色、音乐和小细节都能让我感到喜欢。尽管电影很流畅，我还是觉得有些陌生。内心隐隐的不安并非来自男女主角突如其来的做？爱情，而是两个人背后的那些符号的转换。仔细一想，这电影分明就是“美化”了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史。

我并不是反对。因为这是事实，友子第二次大发脾气要离开的时候，是茂伯流畅的日语邀请打动了她的内心。茂伯是谁？国宝，也是从日本殖民时期过来的人。他弹的乐器，唱的歌，无一不是对日本文化的怀旧。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老人们，显然已经在本土文化和日本文化之间游刃有余。

苦难的台湾在百年来一直面对着自身定位的问题。它的历史上最初的几次裂变都和外来殖民者有关。日本人来了，有反抗；日本人走了，有失落——那是一种生活的基调永远被改变的失落。蒋介石来了，也有反抗；台湾繁荣了，也有失落——那是面对未来如同面对过去而无所适从的失落。台湾的电影人，常在这种孤儿一般的心态中发掘故事。

于是魏德圣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日本恋人曾经“抛弃”了我，几十年后，我以很纠结的爱接纳了另外一种身份的日本。我的过去和日本有关，我的将来也离不开它。通过这种否定之否定，导演完成了自己对台湾人的定位。

“抛弃”开始于1945年，七封情书的写作者是战败日本的符号。那些唯美又有自虐心态的文字无疑在历史的纵深处打动了观众。那穿着一袭白衣，戴着白帽子的纯洁少女就是60多年前情窦初开的台湾。如今，二者的身份符号翻转之后附在了现代友子和阿嘉身上。摇摆于日本和台湾之间的友子看似暴烈，内心却也脆弱、渴望被爱；乖戾的阿嘉作为新一代台湾青年的代表，不知不觉（真的是不知不觉啊）地俘获了友子的心，两人的爱情加上老友子（？）婆婆最终收到情书的结局，无疑给文化焦虑中的台湾做了一次舒舒服服的马杀鸡（不是马拉桑）。现代台湾对日本渊源的接受，不再是被动又带着一点点情愿的教化，而是主动甚至带着“青春期欲望”的认可和寻求。（我为什么想起了《色戒》？）

其实，故事结束了，现实中的台湾还在面临着更多的冲击。截止发稿时，阿扁刚刚被检察院带上手铐。作为大陆人，我也许和很多人一样感到了春天的气息。对于在台湾本地的人，他们如何想我不得而知。我知道的一点是，台湾很特别，就像《海角七号》的票房一样特别。

台湾人给《海角七号》戴上高帽子是可以理解的。这种赞扬之声从马领导的嘴里说出，可见电影的意义不一般。不一般，也许因为电影蒙太奇的讲述又给了台湾人一个做怀旧梦的机会。从影院中走出来，生活中的梦该怎么做，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想明白的。

2008年11月11日

关于博主

文章列表

文章分类

最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