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2008年11月13日，发表于2008年11月18日南方都市报

台湾前领导人陈水扁被有关方面羁押前后的种种表现被许多人看成是一出闹剧，从我的眼睛看出去，这更像一堂生动的民主法治启蒙课，对海峡此岸的大陆民众来说尤其如此。尽管陈水扁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但实际上他比谁都更懂得充分利用我们从悠久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继承来的民主法治贫瘠的社会土壤，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

我们注意到，陈水扁在面对针对他的贪腐调查时，几乎从未对检方的指控作出过任何认真的抗辩。他并不想把力气花在证明自己无罪上面，他总是轻蔑地忽略那些具体的法律事实，而不厌其烦地高调炮轰马英九及其国民党政府。他的逻辑是这样的：这是一场事先早就设计好了“政治迫害”，至于那些“犯罪证据”，当然就是古语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也就是说，陈水扁洗脱自己的主要策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一桩法律事件说成一桩政治事件。

这一招非常巧妙地契合了典型的“中国式”思维模式，因为在民主法治的空气十分稀薄的中国社会（当然也包括台湾社会），大多数人对“法律是政治的工具”这条定律至今仍深信不疑。我并不意指大多数人认同或不想改变这种“权大于法”的不合理现状，而是说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认为，这种现状在中国社会是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我甚至可以说，这也是那些成天都在为“法治社会”呐喊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内心写照，他们把推动中国民主法治进步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自己或志同道合者“掌权”的基础上。

作为法律系的状元和出色的律师，陈水扁当然深谙此中三昧。一旦民意接受了他精心布局好的上述逻辑，问题就会变得异常复杂。更为重要的是，即便他最后被司法机关判定有罪，那么他仍将有可能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为了台湾的“民主”和“独立”而献身的悲情英雄，而非原本那个应该遭到唾弃的可耻贪污犯。事实上，虽然经过20年民主法制洗礼的台湾人民的“政治免疫力”已经增强了许多，但这一招现在看起来依旧不能说是完全行之无效的，不然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仍然有一些深绿民众无视大量铁证如山的犯罪事实而力挺阿扁。

问题的复杂性还远不仅在此。假如陈水扁的案情放在某个西方国家，例如与台湾有些许相似性的英国北爱尔兰，我相信只要那些作奸犯科的糗事被揭发出来，他的那番遭受政治迫害的“怨情”是不会吸引到多少听众的。除了英国（包括北爱尔兰在内）社会拥有深厚的法治传统的缘故以外，还因为女王的政府至少在最近半个世纪里并没有太多历史包袱可以被当作口实拿来攻击。台湾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目前执政的国民党在过去60年里曾经在台湾社会留下了斑斑劣迹，它从独裁统治中脱胎换骨才不过短短10多年，甚至至今仍未能完全洗脱自己身上的“黑金”政治污点。而陈水扁又是一个带头反抗独裁政权，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为台湾民主化进程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政治人物，现在国民党重掌权柄后对他进行迫害，怎么看似乎都是脱不了嫌疑的。一旦再扯上所谓“外来政权”与“统独”路线的尖锐对抗，事情就变得更加一锅粥。

这就是陈水扁希望达到的目的，他试图通过唤起台湾民众心中那段弥漫着白色恐怖的历史记忆来把舆论的焦点引向针对国民党当局的政治立场的反感，从而为他的金蝉脱壳制造烟幕弹；这也是民进党明知阿扁犯有重大罪行仍不愿在这件事情上与他划清界限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声援陈水扁有可能收到打击国民党的效果；这也是国民党高层——特别是掌控行政、立法大权的几位首脑人物——面对陈水扁的高调叫骂始终被动防御，不愿意正面回应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背负了太过沉重的历史包袱，说话难免气短。

然而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毕竟是经民主选举上台的，它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更何况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马英九或王金平插手过陈水扁案件的侦办。时光毕竟已经过去了22年，阿扁的第二次入狱，并不是因为他为民主而战，也不是因为他鼓吹了台独，而是因为他贪没了公帑（而且是巨额）。这就是政治与法律的分界线，这一点是必须分辨清楚并且牢记在心的。

如果依照中国式的传统政治智慧，国民党为了示人以“以德报怨”的仁政形象，应该放陈水扁一马才是，反正他早已成了一条众叛亲离的丧家犬，再也没有过去那种呼风唤雨的号召力。但台湾毕竟已经转型成为一个民主的法治社会，现在，就算马英九从弥合台湾族群撕裂的“大局”出发想保他的这位前任，他也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任何人，包括陈水扁和马英九自己，都在法律之下。

历史就是这么充满吊诡，假如陈水扁能够因为这种或那种政治考量而被法外开恩，那么他本人以及包括民进党在内的许多人士过去20多年里为推动台湾政治民主化所付出的努力就算是白费了。

附记：

照我的看法，陈水扁的悲剧，根源在于他依然摆脱不了中国式政治家的行事模式。他从一个“三级贫困户”的儿子一路攀上权力颠峰，一直在利用所谓“民主法治”来为他个人牟利。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民主法治”一旦真正建立起来，就把他自己也套了进去。“民主”也好，“法治”也好，都是普遍的东西，是不可能只针对别人的。以往的中国政治家都将这些光鲜的东西当作对付政治对手的工具，可喜的是，今日之台湾，终于突破了这种“中国式”的政治文化窠臼。

我进而认为，这种“中国式”政治文化也是海外华人社团在西方民主社会的政治博弈中始终表现糟糕的根本原因。的确，中国人是精明的，老谋深算的，但在迥然不同的另一套游戏规则之下，这种纯熟的“中国式”政治技巧不仅毫无用武之地，反而会是沉重的累赘。在个人的人际交往方面，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可能是全世界最成熟老练的，但我们整个民族在政治上却是不成熟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因为早熟而发育不良。都说海外华人擅长做生意而不善搞政治，我的看法是，他们并非不善搞政治，而是不善搞“西方式”的政治。生意上的谈判是个人间的事情，而政治却是社会性的活动。一个群体想要保持稳定持久的能量和活力，就必须有一套凌驾于群体内所有个人之上的普遍规则。也就是说，个人是制度的工具，而非相反。有谚云：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一群中国人是一条虫。道理尽在于此。我们中国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灵活性太强了！个人不愿意做制度的工具，而要做制度的主人，其结果是：团体（社会）就必然沦为操控这个制度的个人的工具。

陈水扁是通过推动“西方式”的政治游戏规则取代“中国式”政治文化传统而取得权力的，然而他却试图用这种权力来搞“中国式”的政治。当他坐在蒋经国过去曾经坐过的椅子上，也许是这把舒适的大椅子冲昏了他一向清晰到冷酷的思路，使他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虽然椅子还是同一把，但他却是以与蒋经国截然不同的方式坐上这把椅子的。通往这把椅子的道路，决定了蒋经国可以做的事情他陈水扁是不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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