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汶川大地震中的干部之死

四川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五个月，即10月3日上午，北川农办、救灾办主任董玉飞用一根细棉绳结束了自己40岁的生命。现场留有遗书，核心的一句话是：工作、生活压力太大。斯人已逝，世事随风，但是，我不愿忘记这个为灾区人民救难和奋力支持灾后建设的英雄。在此，谨致深深的吊唁之情。

据报导，董玉飞自杀前，经历了丧子之痛和艰苦卓绝的灾后重建工作，而后不能承受工作、生活之重，于是自杀了。据他的房东说，董玉飞“高高大大，好开朗、好和气的一个人”。由此可知，董玉飞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干部。天佑好人，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英雄却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基层干部是一个怎样的群体？为什么他会患上抑郁症（报导所透露）？为什么他会轻生？太多的为什么让我们思考。笔者是一个普通的基层干部，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对董玉飞的遭遇感同身受，所以，对董玉飞的自杀原因略知一二，述说如下，也算是对董玉飞遗书的补充吧。

一是群众不了解、上级政府不体谅。

作为政府级别最低层的镇政府，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水岭。在群众眼里，镇政府干部是他们的现管，是他们接触最多的行政人员，是国家公务员，是旱涝保收、生活无忧的一个群体，同时，也是所有已被揭发的贪污腐败行政人员具体直观的载体。群众对镇政府干部有一种条件反射性的排斥感、憎恶感。在干部依法行政时，处处都能碰到来自他们的抵触、不合作，给干部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阻力。

另一方面，县级以上政府对镇政府却一点也不体谅，教且笞之。凡是涉及责任的，想尽千方百计往下推，涉及利益的，千方百计截挪。镇政府干部到县里办事，也有侯门深似海的感觉。然而，当出现即使是上级政府决策失误导致工作出了问题时，却丝毫也不手软，严而惩之。当董玉飞们废寝忘食战斗在救灾前线时，耳畔仍会有“是谁养育了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等极不信任、极打击士气的话。

二是工作压力重。

基层政府是所有政策的贯彻实施者，有一句话说得极妥：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要贯彻落实那么多政策，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大部分基层干部的生活中没有双休日的概念。然而，每条政策，每项工作的贯彻落实是绝不允许出现纰漏的，否则便要“一票否决”，说通俗一点，就是挪窝走人甚至撤职查办。据有关人士统计，基层涉及“一票否决”的工作有十六项，这十六条紧箍咒像悬在基层干部头上的利剑，引而不发，引而骤发，压力之大不言而喻。

三是生活压力大、社会地位低。

镇政府的科员收入一个月约为1000——1300元，科级干部约为1300——1700元。基层干部，特别是大部分贫困地区的干部不但没有灰色收入，在平时工作中，下乡的车旅费和交际费用等还得自己掏腰包，实际收入仅一千元左右。就只这一千元，还要负担家里的正常开支，最后下来，所剩无几甚至入不敷出。在广东，广大贫困山区干部要在城镇购买房屋，罄其一生收入也只是一个梦想。并非危言耸听——当今社会先敬罗衣后敬人，基层干部的社会地位日渐低微，在高收入的人眼中，如跳梁小丑。

压力是无穷无尽的，基层干部升迁难、看领导眼色行事、动辄得咎等等同样不可忽略。

董玉飞走了，走得令人无限感慨；得其所哉。然死者易，生者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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