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见报稿，一些关键之处被删了。。。

“报告文学”这一名词早该取消了

文/魏英杰

11月2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家级刊物’公开卖稿，千字千元明码标价”一事，我第一反应是有些纳闷。不是因为被曝光的《报告文学》杂志行为有多恶劣，而是好奇这家报纸怎么突然关注起“有偿发稿”现象来。这种事情在行业内岂非公开的秘密？那些核心期刊卖版面，岂不是经常发生的交易？

当然，我得承认这么想是不对的。作为明令禁止的违法交易，对有偿新闻、有偿发稿这类丑恶现象就该予以坚决曝光，而且什么时候揭露都不为迟。那么，报社花这么大篇幅来报道此事，不正表明了一种绝不妥协的态度吗？或许，也正因为持这种见惯不惯的态度，杂志执行主编接受采访时居然面不改色：“你们中青报也了解这个情况，我们是同行嘛，你说哪家媒体没有这种？”可惜的是，潜规则终究上不了台面，更不用说想公然地变身为“显规则”了。这位负责人“吃亏”就在这里。

不过有一点，称《报告文学》杂志为“国家级刊物”并不准确。这本杂志创刊于2000年（和此前另一本同名刊物并无直接关系），其前身为湖北《当代作家》（一说《当代文学》）杂志，隶属于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社邀请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参与编辑该刊，杂志办公地点迁至北京。但至今相关介绍上，仍写着主管部门为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可见这本杂志并非什么“国家级刊物”，由此也就难以享受相应“待遇”。

《报告文学》今日的沦落并非偶然。这类杂志本就没啥名气（有谁听说过吗），发行量又少得可怜，也很难得到什么财政支持，虽挂了个主办单位，能自谋出路就不错了。而杂志唯独不缺的本钱就是版面，所以一旦遭遇经济困难，它很难抵抗得住金钱的诱惑。

杂志此前发生过一起风波。2004年5月，来自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杂志主编李炳银愤而提出辞职，原因是双方办刊理念发生分歧。据报道，李炳银坚持办一份庄重、严肃、高品味的文学杂志，而“出版社追求的是利润”。 当时李炳银还拿出该出版社出的另一本《报告文学》（下半月刊），封面出现《形形色色的变态杀手》、《省委书记情迷发廊妹》等要目，——因此李炳银直斥杂志为“地方小刊”。（据2004年5月11日《中国青年报》）很有可能，这场风波直接导致了杂志的转向，从此踏上“版面经营”之路。

《报告文学》还有一处致命伤，决定了它可能的宿命。这是“报告文学”作为文学体裁的先天缺陷。你看，说报告文学是新闻可它却具有文学性，说是文学呢却又要求作品的人物、事件等要素必须真实，具有新闻的特点。文学可以虚构，新闻却不容想象，一对矛盾集于一身，自然容易招致非议。报告文学的提法也不科学，你说文学还要“报告”，向谁“报告”，谁来“报告”？还有，从发展历程来看，报告文学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或为主义服务，或为政策服务，因而到了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也就难免为那些企业老总及个别官员本人服务。

报告文学真正的称呼应为纪实文学，可依我看它很难达到那样的高度。手头正好有一部普利策得奖著作《日本帝国的衰亡》，算得上正儿八经的纪实文学。这本书的《前言》有一段话，我特意抄录过：“书中的对话并非虚构。这些对话出自许许多多的谈话记录、档案材料、速记记录和当事人的回忆。”在一种极其震撼的心境下，我写下了这样的读后感：“大概只有中国的报告文学家们，才能理解个中的巨大困难——因为哪怕要从中国报告文学作品中找出几段真实的对话，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这正是当下中国报告文学所处的尴尬状况。

如此来看，这本“全国唯一一份报告文学期刊”沦为软文阵地，岂非偶然？说实话，换别人来主持杂志，心里可能也会想：既然作者投来的多为“歌德文学”，为什么钱要让别人赚？所以在我看来，现在根本不仅是依法查处这份违规刊物的问题，而是这样一本杂志值不值得继续存在的问题。

著名作家袁鹰2002年夏天写过信给当时《报告文学》的主编李炳银，信中写道：“这些年来，看多了那些假、大、空，‘注水肉’式的变相广告式的，或是有偿新闻式的伪‘报告文学’，常常为之气沮……我一直以为报告文学的生命在于“魂”、“真”、“文”3个字。”既然今日报告文学的“魂”与“真”俱无，仅存“文过饰非”一端，不如终结其历史使命——至少从“肉体”上消灭“报告文学”这一名词，给它换张新脸，使之浴火重生。

我甚至认为，那些多少和《报告文学》境遇相似的纯文学杂志，也该大部分“下岗”。这些纯文学杂志徒有刊号，体制又不养活而让其自寻生路。于是乎，杂志要么靠一帮没有任何市场生存能力的作家、形同文化乞丐般苦力支撑；要么任由某些人拿着刊号、版面资源上下起手，大搞文学权力和金钱交易。这样的话，还不如保留一两家大型纯文学杂志，让体制内（特别是不会上网的）作家有个念想，其余的则不妨开放给市场甚或直接关闭。

在一个互联网时代，就算是为了节约纸张，纯文学杂志也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

2008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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