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神论被妖魔化可能产生的影响
1、阻挡广大人民群众对科学的追求。科学是无神论的伴侣。宗教的基本形态是对虚构的超自然存在的崇拜,而科学恰恰是人类发现和把握自然规律的实践活动,两者背道而驰。虽然有许多人援引既是科学家又是天主教神父的德日进的话“科学与宗教是一对孪生姐妹”,提倡科学与宗教的“合作”,但此举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部分科学家不清楚个人所持的超自然信仰和对超自然主义的质疑,因而有意或无意地模糊了超自然与科学之间的区别,使宗教披上了科学的正统外衣” 。构成宗教的元素之一就是寿数有限的人对于永恒生命的向往,作为自然人的科学家也难免会有这种向往并因而产生宗教信仰,但他们在从事科学实践的时候却不能不遵循科学自身的规律,宗教固有的有神论世界观起不了任何作用。通观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挣脱神的束缚的历史。站在今天的高度看古代的科学成果和蕴含于其中的朴素无神论思想,也许会觉得它们幼稚、粗糙,甚至充满错误,但这种认识以及这种认识所得到的成果,仍然属于科学而不属于宗教。 正如科学史家丹皮尔说的那样:“科学并不是在一片广阔而有益于健康的草原上发芽成长的,而是在一片有害的丛林――巫术和迷信的丛林中发芽成长的,这片丛林一再对科学的幼芽加以摧残,不让它成长。” 科学是人们拨开用来点缀套在真理之树上的宗教锁链的虚幻花朵之后,伸手在树上摘取的真实花朵。把无神论妖魔化,只会败坏科学的形象,从而阻挡广大人民群众对科学的追求。
2、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近来基督教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热门的话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赵晓2002年写的一篇《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曾经轰动一时,后来他便“一直思考市场经济变革与市场伦理乃至与信仰的关系”,并在今年将“持续思考的结果写成《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一文”。赵氏表示该文“可以说是在那篇文章思维方向上的进一步扩展,目的是要从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角度建立一个对于变革(转型)尤其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变革(转型)的一个新的一般性分析框架。”他认为中美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别或者说本质差别是美国到处是教堂,而中国没有教堂,中国到处是澡堂。教堂与澡堂的对比,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下半身驱动的,是人的自私、欲望、贪婪这些东西在驱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前行”,于是提出中国要进行“有十字架的变革”,即“以基督信仰作为核心理念或者受到基督信仰的影响,特别是有博爱精神与契约精神融入传统文化,进而引发一系列重大变革的变革”。他批评中国几千年的变革是“无十字架的变革”,其特点是“普遍没有导引出现代文明,既缺乏市场经济这样的伟大经济变革,更没有现代政府治理变革所导致的长治久安”。因此,中国现在必须进行“有十字架的变革”,才能“进一步支撑中国的变动,把中国带向真正的大国崛起”。 怎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怎样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前全社会热议的话题。“基督教民主论”就此发出声音毫不奇怪。但摆在我们面前的史实是,西方国家确立当今政体,正是它们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不断挣脱以教会为主导的政教合一体制束缚的结果。也就是说,西方的千年变革是戴着胸前的十字架从耶稣被钉死的十字架下走开的变革。所谓“有十字架的变革”的实质,是在百余年来几代基督徒梦寐以求的“中华归主”得以实现的基础上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这显然有违执政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其作用只能是阻碍已经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3、否定指导执政党思想的理论基础。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从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对无神论的妖魔化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乃至否定。然而,正如在上世纪的欧洲曾经出现过宗教家以神学“改造”马克思主义一样,现在也有许多宗教界人士或具有宗教情结的研究者试图“调和”宗教与无神论的关系。上述赵晓文章的行文风格便引起了笔者特别的注意。作者大量引用执政党的正式文本做他的“有十字架的变革”的论据。例如江泽民前总书记关于“以德治国”、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八荣八耻”的表述和温家宝总理谈及“仰望星空”的事例便被他用来论证重建道德体系的重要性。殊不知他笔下的道德体系完全是以美国为蓝本的基督教道德体系。也就是说,他以偷换概念的拙劣手法把中国共产党领袖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其中完全能够也应该容纳无神论)的设想嫁接到他企图栽培的基督教道德之树上。他颇为煽情地说:“很显然,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信仰的文化融合成功,将带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中国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领袖说得好,如果一个民族只是脚踏实地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民族还要仰望星空,只有仰望星空的民族才有未来和希望――我想,也才能有资格谈做世界的领袖,这样的世界领袖才有可能给世界带来的祝福。” 很显然,在赵晓的文中,“脚踏实地”指“中国传统文化”,而“仰望星空”指“基督信仰的文化”。实际上,温家宝总理笔下的“星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赵晓企图把它阐释为“上帝”,从而将温总理对青年学子的期望嬗变为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对上帝的仰望,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了。
4、剥夺无神论者的话语权。就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话语权而言,基本态势是“有神论天天讲、到处讲,无神论没人讲、无处讲”。试举一例:去年本笃十六世对华《牧函》发表以后,在天主教会内部以网络 、张贴 、讲道 等形式对之做了广泛宣传,继而更推出了由国内某神父撰写的《教宗牧函学习笔记》供人下载;舆论主管部门却把它列为禁区,有关评论(无论正面还是负面)被全部封杀。笔者在牧函发表后一周撰写的分析文章《满纸招安意,一片离间心》一文,在非宗教网站和博客上发表了不到一小时就全被撤了下来。
四、几个思想误区
1、保障公民信仰自由与无神论教育相互矛盾。
不矛盾。宪法规定马克思主义是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因此,国家当然应该对全体国民进行无神论的教育。只要国家不以行政力量干预公民的宗教信仰,同时制止任何机关和个人实施这种干预,就保障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两者并行不悖。
2、党员也是公民,要求党员都是无神论者有碍他享有法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不妨碍。国家和政党是两个概念。对于国家来说,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事;但对于执政党而言,宗教信仰就决不是党员个人的私事。中国共产党历来要求其党员一事当前首先要意识到自己的党员身份,不允许他把自己混同于老百姓 (即公民)。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所当然要求自己的成员是无神论者。如果该成员坚持做宗教徒,那就退党好了,退党以后仍然可以做一个好公民。李向平先生去年写了一篇文章《“红色宗教徒”的入党问题》 。李先生说:“宗教职业阶层之中以及其它社会阶层中宗教信徒,他们也会与其它社会阶层中的先进分子一样,在其具有先进意义的社会行动当中,体现出他们应有的先进性。假如说,宗教有神论与唯物主义无神论尚存距离和矛盾,那也是宗教信徒的个人世界观与一个社会的政治共识所具有的特殊关系;只要这个宗教信徒在履行社会公共责任时,服从并遵循社会公德和应有的政治原则,他便可以在自己的社会贡献当中体现出他的先进性,成为这个社会当中的一名先进分子,并得到其它社会阶层、社会成员的认同和肯定。”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宗教信仰之于国家和政党的不同意义的案例!宗教信徒如果以其社会贡献表现了他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应该不是“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语境里的先进性),理所当然会得到社会各阶层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和肯定,事实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这种认同和肯定并不等于共产党的支部大会的表决通过,否则共产党员与人民代表还有什么区别呢?本人是共产党员的李先生把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无神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剥离了出来。
3、有神论者大多提倡“爱”,因此在世界观(有神还是无神)问题上可以模糊处理。
不可以。理由很简单:“爱”属于价值观范畴,价值观是世界观为基础与指导的。二者的世界观不同,因此价值观也相异。简言之,有神论者的“爱”是以神为本的。正如现任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在其上任后发表的名为《天主是爱》的首部通谕中,将人类之爱归结于天主对人的爱一样,有神论者的“爱”的表现形式虽也体现于此世,但其最终目标却指向彼世。有神论者在践行他们的“爱”时,心中存在的是对死后审判的畏惧和对来世及永生的期盼。所以,不论是佛教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还是天主教的“爱天主在万有之上”,都透露出浓厚的宗教功利主义情绪。有神论者的“爱”,本质上是一种功德资金的积累,以便为自己购买美好的来世和永恒。与此相反,无神论者的“爱”是以人为本的,不存在对虚幻的永恒生命的期盼,因此就更加纯粹,更有勇气,也更彰显人的尊严。世界观问题只有一个,答案也只能选择一个;价值观问题则有许多,答案也有许多,而且同一个问题也可能有许多答案。因此,就现世层面而言,二者的“爱”往往具有相似性,但如果因此就抹煞二者在世界观上的根本矛盾,只讲求同不讲存异,那就不是科学的态度。
4、“战斗的无神论”已经过时,现在应该持“温和的无神论”。
这个见解笔者基本上不予认同。牟钟鉴先生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应当是温和的无神论者》 一文中说,18世纪法国战斗的无神论者“简单化地否定宗教的观点和对宗教毫不宽容、坚决斗争的态度,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容易造成‘左倾’、盲动的错误,使社会主义遭遇困难”。因此,牟先生提出“温和的无神论者”概念,“这种无神论者不信仰宗教又能以理性的态度说明宗教和对待宗教”。如果从对待组织或团体意义上的宗教的态度而言,确实可以如此划分。毕竟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初中国的宗教与18世纪法国(以及欧洲各国)的宗教已经有了质的不同。但在世界观意义上,只要是无神论者,就必然与有神论者对立。这条底线是不能突破的。或者说,在世界观问题上,无神论永远是战斗的无神论。如果不分场合地否定“战斗的无神论”,就从根本上剥夺了无神论者的话语权。
无神论在当代中国被妖魔化已近30年,影响了三代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作为真正的无神论者,现在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大力倡导科学、正确的世界观,塑造健康的民族精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2008.11.5-11.16
参考书目
1、《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 重庆出版社1996年
2、张晓林《与中国学统》 学林出版社2005年
3、[美]奥尔林《基督教神学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4、《天主教教理》 河北天主教信德室2000年
6、《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 上海教区光启社2001年
7、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
(这是义峰先生发表在我的连载《闲读圣经和论语》中的大作,转过来与各位分享)
网络时代闲读书——序《闲读圣经和论语》
无神论应与诸有神论平起平坐。
从个人信仰的角度来说,应该如此。
在全社会开展无神论的大力宣传,把马克思主义立为国教,把信仰宗教的人全登记在册,随时监测其动态,以防其对正统思想的威胁.把大学中的有神主义的教授开除教职,禁止一切有神主义的宣传.天天要很抓思想教育,培养一大批此方面的教师,投入重资,也可拉动经济增长率.清除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传播,把于丹、易中天之流全由大学讲堂上赶下来。这个世界到底谁怕谁,彻底杜绝西方文化的传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可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万寿无疆,愿上位先生身体健康。举世皆浊,唯兄独清,同志,佩服!
难道你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也是来自西方的文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