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2007年4月18日，改定于2008年11月19日

余英时先生提出过一个所谓“儒学法家化”的概念，在他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思想的分野与汇流》（见《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150-195页，余英时著，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8月北京第1版）一文中有充分的阐述。按照余英时的看法，儒学的法家化始于汉代，但“并不限于汉代，它几乎贯穿了全部中国政治史。”（同上书，第187页）

虽然我个人对余英时先生的学术造诣充满敬佩，我在自己不久前出版的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下一站：中国》一书中也不止一处地引述了余先生的论述，不过我认为他上面的这个论点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余英时的论证最后似乎希望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曾经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发挥过主导作用的“儒学”，其真正的实质并不是儒学而是法家学说，只是取了一个儒家的形式充门面而已。

现代人都说中国君主专制的传统在精神上是靠儒家支持的。这话不知道算是恭维儒家还是侮辱儒家，至少韩非的“孤愤”之魂一定会委屈得痛哭的。现代人读错了历史……（同上书，第194页）

这实际上就等于在说，儒学是一种静止的学说，孔孟荀之后无儒学，颇有点像尼采对基督教的评价（尼采是这样说的，“世上只有过一个真正基督徒，已经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然而，从余英时先生一贯的学术理念中，我们又能明显地感觉到他对于宋明理学（新儒学），特别是朱熹之学的高度推崇。按照上面最初的逻辑，原始儒学从汉代开始“法家化”；而到了宋明之后，“法家化”了的儒学又经历了一次“佛教化”。如此一来，以后的儒学就更不是真正的儒学的了。但余英时似乎又不是这么看的，在他眼里，程朱新儒学倒是值得大力彰显的真正的儒学。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价值判断的领域，也就是说，儒学在其变迁演进过程中，凡是变“坏”了的（更准确地说，是不符合余英时本人之好的）就不是真正的儒学，而变“好”了的（符合余英时本人之好的）则是真正的儒学。我认为这是不怎么客观的。

我记得余英时曾经在不止一篇文章中指出过，客观全面地分析和评价一种学说，不仅要看它的原始思想是什么样的，还要看它在历史现实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即使在《反智论》一文中，他在评价道家思想时也曾写道，“讲思想史与写个别思想家的‘学案’不同，必须兼顾到思想的历史发展。”（同上书，第162页）

在《反智论》一文结尾处，余英时引用朱熹的话抒发了一通旷古感慨：

两千三百年之间，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同上书，第195页）

我却觉得，所谓“儒学法家化”问题，核心并不在于余英时所暗示的儒学在历史上受到刻意歪曲，而在于：儒家思想体系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以致推行儒家那套学说，根本不可能实现儒家的最高理想。我仅举一例来试图说明这种矛盾：根据儒家理想，作为“天子”的皇帝，首先应当是“上天”所赋予的“道统”的承接人，而“道统”应当是在“圣者”之间薪火相传的。然而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体制中，皇帝之位是世袭的。为什么古往今来就没有一个儒者产生过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天”所授予的“道统”理应是“圣者”得之，凭什么可以由一家世袭（垄断）？

令余英时痛心的“儒学法家化”问题还揭示了这样一条朴素而又颠扑不破的真理：任何一种思想学说一旦被“定于一尊”并绝对化之后，就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所谓“异化”。来自西方的各种“主义”难道不也是如此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义”只能充当现实政治的一种可资参考的精神资源，而不能成为它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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