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志江:《救美》一文的前前后后(附沈惠川按)之二
《救美》得以刊登在万象杂志归功于另一位女士,杜欣欣。杜出过几本文字和内容都很美的书,也是万象等杂志的投稿者。几年前她和她的外子,我的多年好友吴忠超路过上海时,我在浦东国际机场里的一个咖啡馆陪他们聊天,无意中讲起了“救美”这段往事。杜欣欣大感兴趣,说要写一篇故事,我也答应写一点素材给她。但她满世界地东奔西走,从英国剑桥到印度恆河,介绍各国风土人情的文章一篇又一篇,忙得不可开交,哪里还有空来写这种小文章。等到我将素材发给她后,她说:“问题来了,你已经写得这么好了,我写什么?(一笑)。”这大概是忙人的托词,但她还是进行了遥控,让我在素材中东加一点“醋”,西添一点“酱油”。最后,她告诉我:成了,我已经将它推荐给万象杂志了!
和黄肖路一样,她对陈育延的故事特别感兴趣,这添加的“醋”和“酱油”都和陈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在《救美》中很突兀地出现了这两位女士更关注事件的爱情层面那句话。
为了核实细节,我尽可能地向当年的难友寄去了初稿。
陶森收到我的初稿后给我回了信,但这一期万象杂志已经开印,我无法增补了。网上增加的那一段话是按照她寄给我的一篇短文写的:
她高中毕业后做过几年北京东单区委的小干事。1956年,为了响应党“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她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恶补已经荒废的功课。三个月后居然考上了清华。但清华党委没有让她向科学进军,而是将她培养成一名党的干部。
余昌民,电机系1964级的学生,业余围棋高手,和同为业余围棋高手的沈君山一样,文章写得极佳。我在余昌民的博客中见到了他笔下的陶森:
工宣队进驻以后,她又成了电机系清算旧清华的首要对象。我对她的了解完全来自不同规模的批判会,上纲上线越是离谱,越能品咂出她的能力来。有趣的是,这些倒没有记住,是她的一硬到底诱发出我的敬意来。我没有见过她颤栗,没有见过她痛悔,更没有见过她谄媚,她永远是那么平静,那么自尊,那么高贵。
无论工宣队组织的批判会、学习会,休息的时候她总是孤独一人缓缓走动,用脚拨一下地上的石子或杂草。我很想对她悄悄说一句安慰的话,可是始终没有机会。
我虽未见过陶森,但已如见其人了。
曾昭奋的长信和陶森的回信几乎是同时到达的。在网上贴出前,我按曾昭奋的来信将万象杂志上俘虏们集体逃跑一节中“除了曾昭奋摔断腿,我们顺利地逃脱。”这一段修改为:“除了曾昭奋脚后跟粉碎性骨折,我们顺利地逃脱。曾忍着剧痛,用脚尖猛跑,最后瘫倒在地。”
曾昭奋被关多日,逃出后未敢回到家中,在明斋门口请一过路的人带信给一位朋友,方知他的妻儿都已躲到洛阳亲戚家中。
关于他后来的经历,我在网上加了如下这段文字:
曾昭奋出身于广东潮汕农村的一个世代华侨家庭。因为“红教联”一案,他被定为“敌我矛盾”。“四人帮”倒台后,他虽然被恩赐为“人民内部矛盾”,但先是“犯政治错误”,后又修改为“属一般错误”。
这种对个人的政治结论“留有尾巴”的处理方式不过是为了让那些诬陷他的“材料”可以继续存活在他的个人挡案里吞噬他的余生。
贾振陆是文中着墨最少的一个俘虏,因为我已不记得他的情况和经历。在初稿中我甚至将他错记成电机系学生,幸亏他及时回信,更正了我的错误,并且给了我热情洋溢的鼓励:
可爱的“中世纪骑士”40年前做出了若干惊人之举,如今又推出了长篇骇人之作,足以见其雅号真是入木三分。文章客观、翔实、生动又不失幽默,十分耐读。对于你的睿智、文笔,众人自有诸多赞誉。而我格外推崇的则是你那“无法严肃起来”的秉性,影响我几十年,尽力去做,有时挺难。
有左羽的消息吗?如若健在,大概八十有余了吧!这个人很真实,令人怀念。
左羽后来离开了清华,从此“下落不明”。难友们都希望这个很真实的好人有一个好的结局。我相信,他的女儿长大后一定会明白她的父亲不是“反动派”。
据一位和贾振陆一起分配到农场的校友回忆,他的血液比较对跳蚤的胃口,同炕的其他同学都没有挨咬,而他满身都是跳蚤咬的红疱。
科学馆黑牢的环境卫生是绝对无法恭维的,又值夏季,但我没有任何蚊叮虫咬的记忆,不知是否也是因为被这位老兄“独挡一面”了。
人写回忆最大的好处大概是可以将失散多年的好友重新聚拢,一齐来重温旧梦。因要核实周家琮和穿甲弹失之交臂的情况,我“众里寻他千百度”而不得。《救美》刊登后,清华校友似乎都在利用现代通信工具,不用奔走而相告。
2008年9月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周家琮电话。在送了几顶“高帽子”后,他说文中有一点小差错,装甲车上被打死的杨述立不是司机,他才是司机。这真是失之毫厘,差之亿万里(天堂和人间的距离?)。当然,“草菅人命”的并非是我,而是沈如槐,司机的头衔是他封给杨述立的。他在《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书的封面自封“红卫兵领袖”后,参照历代帝王的惯例在书中大行封赏,杨述立被封为司机,我亦被封了个“理论家”当当。
对于赵德胜的下落,也有人问起。但他似从人间蒸发一样,无从打听。据参加过武斗的团派学生回忆,赵德胜在开枪打死杨述立后曾眉飞色舞地向不少人讲述了他消灭“四匪”的“丰功伟绩”。当工宣队清查武斗案件时,他又惶惶然要求那些听过的人忘却他讲过的话。但人命关天,似乎没有人肯抹杀他的功绩。
和赵德胜相比,老四的武斗人员便要聪明得多。团派武斗人员,北京高校击剑冠军许恭生在一次“围点打援”的战斗中,为掩护战友撤退不慎跌倒,被老四武斗人员用长矛捅死。沈如槐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二十多根长矛同时刺中许恭生。”(沈惠川按:当时清华井冈山兵团在三食堂为许恭生开了一个追悼会;蒯大富主祭。)
谁能说清楚,是哪一根长矛致他以死命呢?许恭生的死成了无头案。
两个月后,蒯大富来上海,我约了几个清华校友相聚,席间谈到了《救美》这篇文章。我从老蒯那里看到了由陈育延起草的两派交换俘虏的协议,这才想起《救美》中的一句话:“414派已无俘虏可交换,两派迅速达成了协议。”与事实不符。
清华校园分东西两区,中间以小河为界。科学馆属西区,414派在东区也有据点,那里也关着不少俘虏。7月27日工宣队进校后,这些俘虏和陶森同我们关在不同的地方,没有和我们一起逃跑。因此,当时老四手里还掌握着一批俘虏。
两派签署的协议原稿至今保存在陈育延手中,我看到的是影印件,全文如下: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根据1968年8月4协议的第四条精神,与414总部交换了被抓人员,现接回我兵团总部人员如下:
李正明,马树忠,李发祥,吴其章,刘德荣,陶森,裴觉民,谭小平。
另收留三人:王遵华,顾廉楚,杨遵基。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代表
蒯大富,鲍长康,陈育延,王良生
1968年8月9日晚9时20分
这份协议不免又勾起了当年的一些往事。协议中的谭小平是我同班同学,武斗期间一个班有两人成为俘虏,这在清华大概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在我印象中,谭小平不太关心政治,文革中也无引人注目的事迹。不知道她怎么也当了俘虏,想必也是被“随机抽样”选中的。她和裴觉民两人关在同一间牢房。我孤陋寡闻,普天之下,这男女同牢应是老四的独创,很有点人道主义的。不记得是男的挨打还是女的挨打,总之,另一方很尽了倒水喂饭的责任。出狱后,两人成了患难夫妻。
生死之间一定有许多令人难忘的的故事,不同的牢房都应当如此。
陈育延是最早见到《救美》初稿和“互联网上的回忆”传阅稿的人之一,但她没有复信。8月间,《救美》在万象杂志登出后的一天,清华校友王醒民回国探亲访友时在北京见到了她,自然谈起了这篇文章。王到上海后告诉我,陈育延讲文中有些地方与事实不符,但没有具体指明。陈育延又告诉他,她至今保存着当年两派交换俘虏协议的原稿和我进科学馆前在井冈山报门上留下的“遗书”。
陈育延指我的文中有与事实不符之处是握有真凭实据的。
我的“遗书”至今留存世间也让我感到欣慰,不知是否能有机会一睹旧物,哪怕是影印件也可以。
清华文革向来被人看成是全国文革的一个缩影,洋洋数十万字的百日大武斗研究专著也冠以“一叶知秋”这样高度概括和形象的题目。但我的《救美》一文仅以个人的视角叙述若干学子的命运,不涉及武斗的是非恩怨,不承担任何“知秋“的崇高使命。文中有关史实的叙述,不能作为定论。譬如我在文中写道:“蒯大富愚蠢地下令抵抗,打死了数名工人。”便有不妥之处。
7月27日那天,团派抵抗是事实,死了几名工人也没错。讲蒯大富下令抵抗则是信笔所至,潜意识中有当年受工宣队教育的影响。兹事体大,这一桩公案应由当事人,文革研究者和国家有关部门来下结论,不应当由我这种调侃式的文字来下断语。
听说那天团派武斗人员中也有溜之大吉的,因此,这段文字应改成“部分团派武斗人员愚蠢地进行抵抗,打死了数名工人。作为团派负责人,蒯大富难辞其咎。”比较合适。
关羽护送刘备夫人途中被曹操强置于一室过夜,以图乱其君臣之礼后收关羽于麾下。关羽在卧室外秉烛夜读,曹操的如意算盘落空。金圣叹读书至此,仅批注了两个字:“未必”。引人遐想不已。(沈惠川按:关圣人高风亮节,金圣叹小人之心。)
清华校友沈惠川对我的《救美》一文加以批注后,在他的博客上贴出“沈惠川《救美》评注本”。
对我文中一段话“倘若要给清华文革留下一点什么真相的话,或许我因‘救美’而身陷科学馆黑牢的遭遇可以为‘清华百日大武斗’中的个人命运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沈兄批注曰:
叶兄在科学馆黑暗中的视角肯定不怎么样。
严肃的话题被俏皮了一下,让人对我的“视角”作更多的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