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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媒体报道说,全球金融海啸,中国内伤不轻。经济减速,失业升高,社会失序,民怨堆积,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令当局疲于应对,这是危急存亡之秋,亦是考验诸侯应对能力的敏感期。
全球金融海啸逐渐发酵,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沿海地区的企业出现倒闭潮,千万民工返乡,就业市场进入冰河期,当局还未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便一篮子推出四万亿元巨额投资,经济的困境可见一斑。当局对金融海啸的应对显然是乱了方寸,尤其是在第四季度要突击花钱一千亿元,被外界称为“疯狂的第四季”,而出口退税政策一年三变,更凸显当局对形势的判断慢三拍。 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危机,已逐渐在各地出现。重庆先后爆发教师罢课及的士司机罢驶的风潮,浙江、广东等地则出现失业工人围攻政府办公地点、堵塞交通的现象,而各地的治安普遍恶化。过去因经济繁荣掩盖的社会矛盾,近期由于金融海啸的猛烈冲刷,迅速展现在外界的眼前。在这一轮危机面前,发达地区的形势要比不发达地区严峻,大城市的困难要比中小城市的更多,沿海地区诸侯遇到的挑战要比内陆地区更复杂。诸侯不仅要应对经济减速而引发的失业吃饭问题,更要防止经济危机变成政治危机,尤其是在中央加强问责制的大背景下,诸侯都不希望本地区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乱,进而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 目前,各地诸侯都是两手抓,一手抓项目、抓投资。在中央出台四万亿元的投资专案之后,各省市的官员“跑部钱进”,纷纷涌到国家发改委,要项目要资金。只要将中央的项目抢到手,本省的经济就能好过一些,社会压力便会小一些。另一手,则是抓治安、抓稳定。金融海啸风起,各地诸侯都竖起耳朵,惟恐华尔街的一阵风,自己辖区会出现山崩海裂,因此加强了社会面的控制。 相对于今年的困境,明年恐怕更难熬,很多经济数据到年底才能统计出来,公司裁员亦在明年初才会大规模展开,另外,明年是建国六十周年,又是六四风波二十周年,在敏感的年份,又碰到如此低迷的经济环境,诸侯恐怕更要提心吊胆。 比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都是在中共十七大首次当选政治局委员的诸侯,地位显赫,上任后不乏惊人之言论及施政措施,但近期两人都被总理温家宝狠狠地敲打了一番。 薄熙来由商务部长调任重庆市委书记后,有不少令外界瞩目的德政,如要求中小学生唱27首革命歌曲;为维护治安,80天拘逾一万人;推出“股田制”改革,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入股开公司。 由重庆市委书记调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也不遑多让,先是提倡解放思想、要广东再杀开一条血路,又要纪委查处缺席会议或开会打瞌睡的官员,近日又狂批倒闭的中小企是“落后的生产力,被市场所淘汰”。 就在薄熙来、汪洋意气风发之际,温家宝亲自批示,叫停重庆的股田制改革试验,又亲自南巡,力挺广东中小企,无异于左右开弓,敲打地方诸侯。这两件事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关乎金融海啸后的社会稳定:股田制可能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失去在城镇的工作后无田可耕、无以维生;广东当然不在意中小企存亡对就业率的影响,民工被迫返乡并不会提高广东的失业率。但是,作为一国之总理,温家宝岂能不在意? 温家宝亲自一手抓农业改革,一手抓工业生产,尽显总理之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说,目前就业形势“严峻”,其中农民工受害最为严重。与此同时,公安部日前告诫各级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对社会稳定带来影响和挑战。有报道说,大批农民工失业给中国带来了紧张的社会气氛。由于南方和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中心受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创,10月份失业率增长;预计2009年第一季度失业率会进一步升高。今年6月以来,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许多工厂倒闭,大量农民工待业或返乡。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农民工失业问题,但是沿海地区大量出口企业倒闭,农民工失业早在全球金融危机大规模爆发前就开始了。其主要原因是美元下跌、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取消,尤其是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后,企业贷款紧张等。人民币的汇价持续居高,也使得一些原先在中国采购的外商,把订单转到东欧、拉美等地。虽然中国推出了3年4万亿扩大内需方案,但是学者认为虽然耗资不少,但是想要照顾的方面太多,能否创造就业岗位,弥补失去的就业机会,仍是问号。 因为经济不景气,大陆无论外资企业或国营企业所需的岗位“缩水”,有不少企业还取消了校园招聘计划。不少2009届的大学生已经感受到就业前景的“寒流”。11月初在深圳召开的双向高校应届生招聘会,2万个职位吸引了超过15万名高校毕业生。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大量海外人员回流,这一情况无疑为大陆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带来新挑战。 对于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很多高校毕业生都自动降低了对月薪的期望值。本科生的期望月薪由原来的2000元降到1500元左右,研究生降到2500元左右,都比往年下降约500元。据统计,2009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突破600万。一般认为,2009年的就业形势将会是近三十年来比较严峻的一年。 因为经济不景气,山东与湖北省政府开始严格执行限制企业裁员的规定。山东和湖北的规定,企业裁员40人以上时,就必须事先申报核准;山东青岛更规定,企业裁员20人以上、或是超过员工数10%,就必须申报地方相关单位核准;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甚至规定企业一次裁员超过20人必须申报等。 广东省,据报道就有数千家企业倒闭。媒体也接连报道,许多企业周转不灵、负责人甚至出逃或是自杀的消息。从去年开始,与韩国隔海对望、大批韩资企业进驻的山东省,便陆续发生许多韩资企业突发性倒闭、韩籍负责人潜逃的事件。而今年国际经济景气探底,这种突发性倒闭事件更是有增无减。 大量的农民工面临失业,可能会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日前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告诫各级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对社会稳定带来影响和挑战,尽最大力量维护社会稳定。有关专家认为,失业问题发生在群体事件日渐增多的背景下,失业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与普遍的社会不满联系在一起。很多社会不满不是失业本身造成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官员腐败、通货膨胀等都是社会不满的因素,因此不能指望仅通过解决失业问题就能缓解社会不满情绪。 首先,鉴于中国农民工的流动特点,不会对倒闭企业所在省份产生很大的压力。其次,农民工返乡虽然对劳务输出大省会产生某些压力,但是这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是挑战也是机遇。劳务输出省应该鼓励返乡年轻农民创业。另外,政府也可以借此机会改造业已瘫痪的农村的金融系统。 至于城镇失业人口,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失业保障系统和低保系统应该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人保部采取了一系列保障就业机会的措施,例如,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尽量减少裁员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还作出了暂缓调整工人最低工资标准的决定。 而中国在外就业的农民工人数众多,也是家乡的经济主要支柱,中国担心如果不妥善处理就业市场,就会发生社会问题。 就在广东省于深圳召开特区工作会议的同时,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亦在深圳主持了省委常委会议,传达学习总理温家宝近日视察广东的讲话精神。会议决定下月初召开全省中小企业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促进广东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工作。 如果说温总和汪洋有实质的分歧,是言过其实;但两者的取态,确实大异其趣。在大陆“屁股决定脑袋”的政治现实中,这种中央与地方不对嘴型的现象屡见不鲜。作为广东地方官,产业升级是汪洋的鸿图规划,企业倒闭后的外省民工回流,则不在其考虑之列;而作为一国总理,温总则必须考虑更多,正如他所言,当前救中小企有“促进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城乡就业、维护社会稳定”四重意义,绝非一句“落后生产力”可以轻描淡写的。 温总走后,汪洋接待的第一位客人就是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两人讨论的是中央国企来广东投资布点的计划。在决定召开全省中小企工作会议的同时,省委常委会也重申“鼓励珠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加快向东西北地区转移”。新华社的长篇报道中形容广东应对金融危机是“弯道超车”危中寻机,报道引述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的话说,“东莞的产业转型原先可能需要10年时间,但这场危机加速了我们的调整步伐。” 针对“弯道超车”危中寻机,香港《太阳报》曾发表题为《中国化危为机:需要对症下药》文章。文章认为,金融海啸对中国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中国若能抓住这一机遇,则能“彻底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诸多弊病,真正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则可称得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文章写道:“过去多年,中国经济虽然高速运行,但一直在带病前行,难以持续,……经济太过于依赖出口,一旦国际市场有风吹草动,就会对国内经济产生致命打击,今次金融海啸就是最好的例证。" 文章说,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贫富差距却愈来愈大,财富大部分都聚集到少数人手中。20%的人掌掌握着百分之八十的财富,但这些富人的正常消费早已饱和,……剩下80%的普通民众,他们的收入基本上只能勉强度日。……在经济繁荣之时,当局没有为他们做些甚麽,如今经济滑坡,却指望他们拉动经济,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文章还说,“当下的中国,不论是经济增长模式,还是财富分配,以及民生政策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有的已经危机重重。“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已非易事,需要理顺的体制已盘根错节,需要触动的利益已根深柢固;没有相当的政治魄力和战略智慧,绝难成功。但如不彻底解决,讲求得过且过,这些问题就像隐藏在社会中的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引爆。 文章最后指出,如果政府能抓住这一时机,变危机为机遇,一举解决存在的诸多问题,亦可为未来发展创下利好环境。 如今,内忧外患,很有些1978年的气氛。如今的政坛,也呼唤1978年邓小平时代的智慧和魄力!
关于温总与汪洋在对待中小企的不同态度,近日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汪洋曾说,现在倒闭的很多企业是“落后生产力”,政府不会救。而温总视察珠三角时,却强调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要求各级政府“努力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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